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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有很多原因促使我到哈扎拉贾特寻找哈桑。最大的一个，安拉原谅我，是我很寂寞。当时，我多数朋友和亲人若不是死于非命，便是离乡背井，逃往巴基斯坦或者伊朗。在喀布尔，那个我生活了一辈子的城市，我再也没几个熟人了。大家都逃走了。我会到卡德帕湾区散步——你记得吗，过去那儿经常有叫卖甜瓜的小贩出没，看到的都是不认识的人。没有人可以打招呼，没有人可以坐下来喝杯茶，没有人可以说说话，只有俄国士兵在街头巡逻。所以到了最后，我不再在城里散步。我会整天在你父亲的房间里面，上楼到书房去，看看你妈妈那些旧书，听听新闻，看看电视上那些宣传。然后我会做午祷，煮点东西吃，再看看书，又是祷告，上床睡觉。早上我会醒来，祷告，再重复前一天的生活。
因为患了关节炎，照料房子对我来说越来越难。我的膝盖和后背总是发痛——早晨我起床之后，至少得花上一个小时，才能让麻木的关节活络起来，特别是在冬天。我不希望你父亲的房子荒废，我们在这座房子有过很多美好的时光，有很多记忆，亲爱的阿米尔。你爸爸亲自设计了那座房子，它对他来说意义重大，除此之外，他和你前往巴基斯坦的时候，我亲口应承他，会把房子照料好。如今只有我和这座房子……我尽力了，我尽力每隔几天给树浇水，修剪草坪，照料花儿，钉牢那些需要固定的东西，但，就算在那个时候，我也已经不再是个年轻人了。
可是即使这样，我仍能勉力维持。至少可以再过一段时间吧。但当我听到你爸爸的死讯……在这座屋子里面，我第一次感到让人害怕的寂寞。还有无法忍受的空虚。
于是有一天，我给别克车加油，驶向哈扎拉贾特。我记得阿里从你家离开之后，你爸爸告诉我，说他和哈桑搬到一座小村落，就在巴米扬城外。我想起阿里在那儿有个表亲。我不知道哈桑是否还在那儿，不知道是否有人认识，或者知道他在哪里。毕竟，阿里和哈桑离开你爸爸的家门已经十年了。1986年，哈桑已经是个成年人了，应该是22岁，或者23岁，如果他还活着的话，就是这样的——俄国佬，但愿他们因为在我们祖国所做的一切，在地狱里烂掉，他们杀害了我们很多年轻人。这些我不说你也知道。
但是，感谢真主，我在那儿找到他。没费多大劲就找到了——我所做的，不过是在巴米扬问了几个问题，人们就指引我到他的村子去。我甚至记不起那个村子的名字了，也不知道它究竟有没有名字。但我记得那是个灼热的夏天，我开车驶在坑坑洼洼的泥土路上，路边除了被晒蔫的灌木、枝节盘错而且长着刺的树干、稻秆般的干草之外，什么也没有。我看见路旁有头死驴，身体开始发烂。然后我拐了个弯，看到几间破落的泥屋，在右边那片空地中间，它们后面什么也没有，只有广袤的天空和锯齿似的山脉。
在巴米扬，人们说我会很容易就找到他——整个村庄，只有他住的屋子有垒着围墙的花园。那堵泥墙很短，有些墙洞点缀在上面，围住那间小屋——那真的比一间破茅舍好不了多少。赤着脚的孩子在街道上玩耍，用棒子打一个破网球，我把车停在路边，熄了火，他们全都看着我。我推开那扇木门，走进一座院子，里头很小，一小块地种着干枯的草莓，还有株光秃秃的柠檬树。院子的角落种着合欢树，树阴下面摆着烤炉，我看见有个男人站在旁边。他正在把生面团涂到一把木头抹刀上，用它拍打着烤炉壁。他一看到我就放下生面团，捧起我的手亲个不停。
“让我看看你。”我说。他退后一步。他现在可高了——我踮起脚尖，仍只是刚刚有他下巴那么高。巴米扬的阳光使他的皮肤变得更坚韧了，比我印象中黑得多，他有几颗门牙不见了，下巴上长着几撮稀疏的毛。除此之外，他还是那双狭窄的绿眼睛，上唇的伤痕还在，还是那张圆圆的脸蛋，还是那副和蔼的笑容。你一定会认出他的，亲爱的阿米尔，我敢肯定。
我们走进屋里。里面有个年轻的哈扎拉女人，肤色较淡，在屋角缝披肩。她显然怀孕了。“这是我的妻子，拉辛汗。”哈桑骄傲地说，“她是亲爱的法莎娜。”她是个羞涩的妇人，很有礼貌，说话声音很轻，只比耳语大声一点，她淡褐色的美丽眼睛从来不和我的眼光接触。但她那样看着哈桑，好像他坐在皇宫内的宝座上。
“孩子什么时候出世？”参观完那间泥砖屋之后，我问。屋里一无所有，只有磨损的褥子，几个盘子，两张坐垫，一盏灯笼。
“奉安拉之名，这个冬天，”哈桑说，“我求真主保佑，生个儿子，给他取我父亲的名字。”
“说到阿里，他在哪儿？”
哈桑垂下眼光。他告诉我说，阿里和他的表亲——这个屋子是他的——两年前被地雷炸死了，就在巴米扬城外。一枚地雷。阿富汗人还有其他死法吗，亲爱的阿米尔？而且我荒唐地觉得，一定是阿里的右脚——他那患过小儿麻痹的废脚——背叛了他，踩在地雷上。听到阿里去世，我心里非常难过。你知道，你爸爸和我一起长大，从我懂事起，阿里就陪伴着他。我还记得那年我们都很小，阿里得了小儿麻痹症，差点死掉。你爸爸整天绕着屋子走来走去，哭个不停。
法莎娜用豆子、芜青、土豆做了蔬菜汤，我们洗手，抓起从烤炉取下的新鲜馕饼，浸在汤里——那是我几个月来吃过的最好的一顿。就在那时，我求哈桑搬到喀布尔，跟我住一起。我把屋子的情况告诉他，跟他说我再也不能独力打理。我告诉他我会给他可观的报酬，让他和他的妻子过得舒服。他们彼此对望，什么也没说。饭后，我们洗过手，法莎娜端给我们葡萄。哈桑说这座村庄现在就是他的家，他和法莎娜在那儿自食其力。
“而且离巴米扬很近，我们在那儿有熟人。原谅我，拉辛汗。我请求你的原谅。”
“当然，”我说，“你不用向我道歉，我知道。”
喝完蔬菜汤又喝茶，喝到一半，哈桑问起你来。我告诉你在美国，但其他情况我也不清楚。哈桑问了很多跟你有关的问题。你结婚了吗？你有孩子吗？你多高？你还放风筝吗？还去电影院吗？你快乐吗？他说他跟巴米扬一个年老的法尔西语教师成了朋友，他教他读书写字。如果他给你写一封信，我会转交给你吗？还问我，你会不会回信？我告诉他，我跟你爸爸打过几次电话，从他口里得知你的情况，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接着他问起你爸爸。我告诉他时，他双手掩着脸，号啕大哭。那天晚上，他像小孩一样，抹了整夜的眼泪。
他们执意留我过夜。我在那儿住了一晚。法莎娜给我弄了个铺位，给我一杯井水，以便渴了可以喝。整个夜里，我听见她低声跟哈桑说话，听着他哭泣。
翌日早晨，哈桑跟我说，他和法莎娜决定搬到喀布尔，跟我一起住。
“我不该到这里来，”我说，“你是对的，亲爱的哈桑，这儿有你的生活。我到这里来，要求你放弃一切，真是太冒失了。需要得到原谅的人是我。”
“我们没有什么可以放弃的，拉辛汗。”哈桑说，他的眼睛仍是又红又肿。“我们会跟你走，我们会帮你照料屋子。”
“你真的想好了吗？”
他点点头，把头垂下。“老爷待我就像父亲一样……真主保佑他安息。”
他们把家当放在几块破布中间，绑好那些布角。我们把那个包袱放在别克车里。哈桑站在门槛，举起《可兰经》，我们都亲了亲它，从下面穿过。然后我们前往喀布尔。我记得我开车离开的时候，哈桑转过头，最后一次看了他们的家。
到了喀布尔之后，我发现哈桑根本没有搬进屋子的意思。“可是所有这些房间都空着，亲爱的哈桑，没有人打算住进来。”我说。
但他不听。他说那关乎尊重。他和法莎娜把家当搬进后院那间破屋子，那个他出生的地方。我求他们搬进楼顶的客房，但哈桑一点都没听进去。“阿米尔少爷会怎么想呢？”他对我说，“要是战争结束，有朝一日阿米尔少爷回来，发现我鸠占鹊巢，他会怎么想？”然后，为了悼念你的父亲，哈桑穿了四十天黑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