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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3月有个年轻的妇女坐在我们对面。她穿着一身橄榄绿服装,黑色的披肩将面部包得严严实实,以抵御深夜的寒意。每逢卡车急刹或颠簸过路面的凹陷,她就会出声祈祷,每次汽车的高低起伏总伴随着她的“奉安拉之名”。她的丈夫身材矮壮,穿着破旧的裤子、天蓝色的长袍,一手抱着婴儿,空出来的那只手用拇指转动着念珠。他嘴唇开合,默默祈祷。同行的还有其他人,总共十来个,包括爸爸跟我,行李箱放在我们两腿之间,盘膝坐在被帆布包起来的后斗上,跟这些陌生人挤在一起,搭乘这辆破旧的俄国卡车。
我们凌晨两点离开喀布尔,自那时起我的内脏就已经翻江倒海。虽然爸爸没有说什么,但我知道在他眼里,晕车是孱弱无能的表现——这可以从他的脸色看出来,有好几次,我的胃收缩得厉害,忍不住呻吟,他的表情很尴尬。那个拿着念珠的矮壮男人——在祈祷的那个妇女的丈夫——问我是不是要吐了,我说可能是。爸爸把头别开。那男人掀起帆布的一角,敲敲驾驶室的窗门,要求司机停下来。司机卡林是个黑瘦的汉子,一张老鹰般的脸上留着小胡子,他摇摇头。
“我们离喀布尔太近了。”他大喊,“让他撑住。”
爸爸低声咕哝了几句。我想告诉他我很抱歉,但刹那间我满嘴唾液,喉底尝到胆汁的苦味。我转过身,揭起帆布,在行进的卡车一边呕吐起来。在我身后,爸爸正向其他乘客赔不是,仿佛晕车是犯罪,仿佛人们到了十八岁就不应该晕车。我又吐了两次,卡林这才同意停车,大部分原因还是因为担心我弄脏他的车,他赖以谋生的工具。卡林是个蛇头,从被俄国人占领的喀布尔,将人们偷偷运到相对安全的巴基斯坦,这在当时可是日进斗金的生意。他把我们载往喀布尔西南170公里外的贾拉拉巴特,他的堂兄图尔在那边接应,负责再送逃难的人一程,他有一辆更大的卡车,会载着我们通过开伯尔隘口【Kyber Pass,阿富汗通往巴基斯坦的重要隘口,长60公里。】,去往白沙瓦【Peshawar,巴基斯坦中部城市】。
卡林把车停在路旁,这时我们在玛希帕瀑布以西数公里的地方。玛希帕——它的意思是“飞翔的鱼儿”——是一处山峰,壁立千仞,俯览着下面1967年德国人为阿富汗援建的水电站。数不清有多少次,爸爸跟我路过那座山峰,前往贾拉拉巴特,那个遍地柏树和甘蔗的城市是阿富汗人过冬的胜地。
我从卡车后面跳下去,跌跌撞撞走到路边布满尘灰的护栏。我嘴里涨满了唾液,那是快要呕吐的征兆。我蹒跚着走近悬崖边,下面的深渊被黑暗吞噬了。我弯下腰,双手撑在膝盖上,做好呕吐的准备。在某个地方传来树枝劈啪作响的声音,还有猫头鹰的叫声。寒风微微拂动树枝,吹过山坡上的灌木丛。而下面,水流在山谷淌动,传来阵阵微弱的声音。
我站在路肩上,想起我们如何离开家园,那个我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仿佛我们只是外出下馆子:厨房的洗碗盆堆放着沾有肉丸夹饼残渣的盘子,盛满衣物的柳条篮子摆在门廊,被褥还没叠好,衣橱里挂着爸爸做生意穿的套装。起居室的墙上仍挂着壁毯,我妈妈的图书仍拥挤地占据着爸爸书房里的架子。我们出逃的迹象很微妙:我父母的结婚照不见了,爷爷跟纳迪尔国王站在死鹿之前合影的那张老照片杳然无踪。衣橱里少了几件衣服。五年前拉辛汗送我的那本皮面笔记本也消失了。
早晨,贾拉鲁丁——五年来的第七个仆人——兴许会以为我们出去散步或者兜风。我们没有告诉他。在喀布尔,你再不能相信任何人——为了获得悬赏或者因为受到威胁,人们彼此告密:邻居告发邻居,儿童揭发父母,兄弟陷害兄弟,仆人背叛主人,朋友出卖朋友。我想起歌手艾哈迈德·查希尔,他在我13岁生日那天弹奏手风琴。他和几个朋友开车去兜风,随后有人在路边发现他的尸体,有颗子弹射中他的后脑。那些人无所不在,他们将喀布尔人分成两派:告密的和没有告密的。最麻烦的是,没有人知道谁属于哪一派。裁缝给你量身时,你几句无心快语可能会让你身处波勒卡其区的黑牢。对卖肉的老板抱怨几句宵禁,你的下场很可能是在牢栏之后望着俄制步枪的枪管。甚至在吃晚饭的桌子上,在自家的屋子里,人们说话也得深思熟虑——教室里面也有这样的人,他们教小孩监视父母,该监听些什么,该向谁告发。
我三更半夜在这路边干什么呢?我应当躺在床上,盖着毯子,身旁放着一本毛边的旧书。这肯定是一场梦,肯定是。明天早晨,我会醒来,朝窗外望出去:人行道上没有那些阴沉着脸的俄国士兵在巡逻;没有坦克在我的城市里面耀武扬威,它们的炮塔活像责难的手指那样转动;没有断壁残垣,没有宵禁,没有俄国军队的运兵车在市场上迂回前进。这时,我听到爸爸和卡林在我身后讨论到了贾拉拉巴特的安排,持续了一根烟的时间。卡林一再向爸爸保证,他的兄弟有辆“很棒的、质量一流的”大卡车,到白沙瓦去可谓轻车熟路。“他闭上眼也能把你们送到那儿。”卡林说。我听见他跟爸爸说,他和他的兄弟认识把守关卡的俄国和阿富汗士兵,他们建立了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这不是梦。一架“米格”战斗机突然从头顶呼啸而过,仿佛在提醒这一切都是真的。卡林扔掉手里的香烟,从腰间掏出一把手枪,指向天空,做出射击的姿势,他朝那架米格吐口水,高声咒骂。
我想知道哈桑在哪里。跟着,不可避免地,我对着杂草丛吐出来,我的呕吐声和呻吟声被米格震耳欲聋的轰鸣淹没了。
过了二十分钟,我们停在玛希帕的检查站。司机没熄火,跳下车去问候走上前来的声音。鞋子踏上沙砾。短促的低声交谈。火机打火的声音。“谢谢。”有人用俄语说。
又一声打火的火机声。有人大笑,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劈啪声让我跳起来。爸爸伸手按住我的大腿。发笑的那个男人哼起歌来,带着厚厚的俄国口音,含糊走调地唱着一首古老的阿富汗婚礼歌谣:
慢慢走,我心爱的月亮,慢慢走。
鞋子踏上柏油路。有人掀开悬挂在卡车后面的帆布,探进三张脸。一张是卡林,其他是两个士兵,一个阿富汗人,另外的是一个咧嘴而笑的俄国佬,脸庞像牛头犬,嘴巴叼着香烟。在他们身后,一轮明月高悬在空中。卡林和那个阿富汗士兵用普什图语谈了几句。我听到一点——有关图尔和他的霉运。俄国士兵把头伸进卡车的后斗,他哼着那首婚礼歌谣,手指敲打着卡车的后挡板。虽然月色昏暗,我还是能看到他的炯炯目光,扫视过一个又一个的乘客。尽管天气寒冷,他的额头仍有汗珠渗出。他的眼光落在那个戴着黑色披肩的妇女身上,他眼睛死死盯着她,朝卡林说了几句俄语。卡林用俄语简略地回答。那士兵听了之后转过身,更简略地咆哮了一下。阿富汗士兵也开口说话,声音低沉,晓之以理。但俄国士兵高声说了几句,他们两个畏缩了。我能感到身旁的爸爸变得紧张起来。卡林假咳几声,低下脑袋,他说俄国士兵想与那位女士单独在卡车后面相处半个钟头。
那年轻的妇女拉下披肩,盖住脸,泪如泉涌。她丈夫膝盖上那个婴孩也哭喊起来。那个丈夫的脸色变得跟天上的月亮一样苍白,他跟卡林说,求求那个“士兵老爷”发发善心,也许他也有姐妹,也有母亲,也许他还有妻子。俄国佬听卡林说完,连珠炮般叫嚣了几句。
“这是他放我们通过的代价,”卡林说,他不敢正视那丈夫的眼光。
“但我们已经付出可观的报酬,他得到了一大笔钱。”丈夫说。
卡林跟俄国士兵交谈。“他说……他说任何代价都有一点附加税费。”
那当头,爸爸站起身。这回轮到我用手按住他的大腿了,可是爸爸将其抹开,拔起腿来,他站立的身影挡住了月光。“我要你跟这个家伙说几句,”爸爸说,他在跟卡林说话,但眼睛直望着那个俄国兵,“你问他的羞耻到哪里去了。”
他们交谈。“他说这是战争。战争无所谓羞耻。”
“跟他说他错了。战争不会使高尚的情操消失,人们甚至比和平时期更需要它。”
你每次都得充好汉不可吗?我想,心怦怦跳。你就不能忍哪怕一次吗?但我知道他不会——忍气吞声不是他的本性。问题是,他的本性正要送我们上西天。
俄国兵对卡林说了什么,嘴角露出一丝邪笑。“老爷,”卡林说,“这些俄国佬跟我们不同,他们不懂得尊重、荣誉是什么。”
“他说什么?”
“他说在你脑袋射颗子弹一定很爽,就像……”卡林说不下去,但朝那个被士兵看中的女人努努嘴。那士兵弹掉手里还没吸完的香烟,取下他的手枪。看来爸爸要死在这里了,我想,事情就会这么发生。在我的脑海里,我念了一段从课堂上学来的祈祷。
“告诉他,我就算中了一千颗子弹,也不会让这龌龊下流的事情发生。”爸爸说。我的心思一闪,回到六年前那个冬天。我,在小巷的拐角处窥视。卡莫和瓦里把哈桑按在地上,阿塞夫臀部的肌肉收紧放松,他的屁股前后晃动。我算哪门子英雄?只担心风筝。有时我也怀疑自己究竟是不是爸爸的亲生儿子。
脸庞像牛头犬的俄国兵举起他的枪。
“爸爸,坐下吧,求求你,”我说,拉着他的衣袖,“他真的会朝你开枪。”
爸爸将我的手打开。“我什么也没教过你吗?”他生气地说,转向那个一脸坏笑的士兵,“告诉他最好一枪就把我打死,因为如果我没有倒下,我会把他撕成碎片。操他妈的。”
听完翻译,俄国兵狞笑依然。他打开保险栓,将枪口对准爸爸的胸膛。我的心快要跳出喉咙,用双手把脸掩住。
枪声响起。
完了,完了。我十八岁,孤身一人,在这世上举目无亲。爸爸死了,我得埋葬他。把他埋在哪里呢?埋完之后我该去哪里呢?
但我睁开眼睛,看到爸爸仍站着,脑里这些盘旋的念头停止了。我看见又一个俄国兵,还有其他人。他的枪口朝天,冒出一阵烟雾。那个要射杀爸爸的士兵已经把他的武器收好,立正敬礼。我从未像此刻一样,又想笑又想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