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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干的收入并不算高，尤其是如今还没有经过那连续数次的公务员加薪，团中央组织部干部二处一科的同志们明显是无法去太高档的地方庆祝的。最后选定了一处三星级酒店，作为今晚庆祝的场所。
三星级，在此时的京城，其实也还算凑合。他们这一批人，最高不过科长，工资才三四百，在这种地方搓一顿，也的确算是潇洒走一回了。
为了今天晚上方便送两位女士回家，李从云还特意找江淑英调了个面包车来用。
江淑英在办公厅，虽然不是正管车队这一块，但毕竟是近水楼台，又是副主任，级别摆在那儿，调个面包车自然是轻而易举。团中央经济上虽然不算宽裕，车其实还是有一些的，只是李从云他们级别低了，又不分管这一块，才不好弄到。
既然是李从云借到的车，自然是他亲自驾车。老式面包车载着全科的同志往西城区的酒店赶去。
这车是接送干部们开会用的，是那种十五座的大面包，他们一科总共才七个人，位置宽裕得很。
本来一科在李从云到了以后，上升到了八个人，只是现在胡科长上调，又没有人员再进来，就只剩七个了。
其实因为这次的人员变动，一科分管的东部诸省团委干部工作肯定又要再次调整。熊林已经私下跟李从云谈过一下，他说他分管东三省已经有几年了，工作熟悉，不打算把这三个省换给李从云这个副科长来做。
李从云其实已经知道自己在团中央的时间不会太长，但也不能表现出来，只好说他自己对于分工没有太多要求，请熊科长决定就是。
熊林目前还没正式宣布工作划分的变动，不过他已经跟李从云透露，京城、临京和燕北这两市一省肯定给李从云这个副科长去管理，至于东海市，则由他自己接手。
按照熊林的解释，这次调整，“就不必让大家都跟着麻烦了”。
其实李从云也知道，熊林这主要还是揽权，只是李从云对熊林这么大方的给他两个直辖市和一个省，自己却只留下一个东海市这一点，微微有些疑惑。
当然了，真正算起来，熊林重新分工后，将负责三省一市，而李从云则是两市两省，倒也差不多。至于熊林的大方，李从云只能猜测，熊林可能也猜到李从云身份不那么简单了。
团中央方面知道李从云身份的，自然只限于一些大佬们，最低的也是处级干部，而且处级干部里知道李从云身份的，那多半也是有着豪门背景的人。那极少的几个没有豪门背景却知道李从云身份的，则都是某些寒门派BOSS的亲信心腹。至于熊林这样没关系又没靠山的，从哪里知道李从云的身份去？
车行十几分钟就到了地头，这是李从云对如今的京城最满意的地方。九十年代的首都，还不是后来的首堵，行车基本还算通畅。这让试过二十年后“首堵”行车速度的李从云感到由衷的庆幸。
想当年，在京城开车一定要选好时间，上下班高峰期出行，那真是跟便秘了似的，让人无比纠结，却又丝毫没有办法。
既然车流不算大，停车位自然也就不用像二十年后那么争得只差打架，李从云的大面包也很快找到地方停下，然后一行人就说说笑笑地走进了这家西城酒店。
西城酒店一共十五层，上头都是客房，跟李从云等人无关，下面的四楼是餐厅和娱乐场所。一群人年纪不大，职务上油水也不足，自然没有什么存款。熊林犹豫了一下，终于没敢去订什么包间，七个人就这么在餐厅大厅找了个大圆桌坐了下来。
有钱没钱，席间都少不了酒，这是华夏特色，免不了的。因此坐下之后，菜单都还没点好，熊林就豪爽的先要了三瓶白酒。
还是因为钱的问题，这几位小干部们也不考虑什么茅台、什么五粮液，看了看京城流行的红星二锅头，觉得档次未免太低了一点，实在说不过去，最后点了三瓶杏花村。别看只是三瓶杏花村，根据这会儿他们的口袋算起来，也不便宜了。
二十年后的人都知道中央和中央部委有钱，但他们却不知道在九十年代初的时候，中央财政其实相当紧张，说得夸张一点，近乎破产。
只是当那位强势铁腕的洪定邦进京出任副总理，开始掌管经济之后，局面才稍微稳住。洪定邦总理又一个省一个省地去跟地方谈税制改革，终于把分税制落实下去，这才让华夏财政上的地方富、中央穷改变过来。
中央财政，从那之后才开始扬眉吐气，一扫颓风。中央对地方的权威，其实也是那个时候开始变得格外强大起来。正如萧老所说的：中央的权威，除了人事权之外，首先就在于经济权威，中央经济权威不树立，连政治权威都要弄丢。
当时为什么必须实行分税制改革呢？大体上有两方面原因。
第一，原来的财政包干制完成了历史使命，已经越来越显示出其不公平的一面。从1981年到1994年，包干制曾起了积极作用。这个制度大的问题不会有，不过有的时候就不大好办。有的地方经济实力比较强，有的地方比较弱，包干的份额就不一样了。全国财政会议常说，“一年之计在于‘争’”，争包干基数，收入指标争取定得低一点，可以多一点超收留成；支出指标则争取定得高一点。要建立规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包干制已经不适用了；而分税制为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所采纳，是改革的方向。
第二，中央财政相当困难。当时，中央财政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还不到30%，弱干强枝，中央花钱要靠地方上解。当时姜恩国、彭云程和洪定邦三个主要领导人都赞成提高中央财政收入比重。
一直到后来很久，还有很多人不理解分税制的重要性，为什么要实施分税制改革？它究竟有什么必要性？为什么早不改晚不改，偏偏那个时候改？其实真要说起来，早在1980年，财政部就曾经建议实施分税制改革，但是没有为中央领导接受。
当然客观地说，当时条件也不具备。想要分税，先要把主要税种初步完善起来。可以说，分税制改革是在逐步创造条件的过程中间来决策的。只是洪定邦总理在这里头起了一个相当大的推力而已。
现在的中央财政之穷，直接体现在了熊林、李从云他们干部二处一科的干部们身上。
穷是穷了点，但身为团中央的干部，有些钱还是非花不可的，不然面子上也太过不去了。所以这一顿饭算起来，也要去差不多一千五百块到一千六百块之间。
等酒菜上来，两位领导和同志们很快打成了一片。大家年纪相差其实也不算很大，都是二十多岁的人，只有熊林一个人是超过三十岁的，但就算三十岁，也还很年轻嘛，起码跟大家还不至于出现代沟。
几杯马尿下肚，气氛就开始热烈起来。加上还有两位美女作陪，这酒自然就喝得更是气势如虹。黄箹的话少倒也罢了，在大伙儿眼里，不管她是有能力也好，没能力也罢，反正在他们一科，主要也就是拿她当个花瓶，她这种清冷性子，也不指望她能说什么活跃气氛的话。
但是周香玲就不同了，她是很会活跃气氛的人，人又爱笑，嘴又甜，声音还娇媚得很，好像沾了蜜似的。周香玲有意无意说几句“挑拨离间”的话，那话一出口，几位男士就开始不自觉地向乔峰帮主学习，一个个喝起酒来犹如长鲸吸水，那气魄，当真是气吞万里如虎。
这其中喝得最多的是赵昆，赵昆不知道是不是有点买醉的心态，谁跟他举杯都喝，他自己也向熊林敬了几次酒。
可惜赵昆豪气是豪气了，酒量却没跟上他的气魄，没多久便钻到桌子底下去了。幸好这会儿是冬天，两位女士不是穿着短裙来的，否则这误会可就大了……
喝得少的有两个，一个是李从云，他表示自己刚出学校，喝酒的本事还没锻炼出来，还要适应适应，所以当大家举杯朝他敬酒的时候，除了宴会一开始，大家一齐敬酒的那次李从云是喝了个“干杯”的，后面的单独敬酒，他就只是小喝一口。而且他理由还很充分：一会儿要开车，不能喝多了。
这年头对酒驾可抓得很少，只要不出事，几乎没人会管。但毕竟大家都知道开车的人喝酒不能太多，因此也没多少人会喝醉酒了还开车。
他们这边气氛热烈起来，旁边桌的气氛也热烈起来了。这一桌人本来看上去还算衣冠楚楚，让人不知道是什么身份。可气氛一热烈起来之后，一个个就露了底，开口闭口就是关心人家的老妈和直系女性亲属，而声音也越发吵闹起来，弄得整个大厅里都有些气氛不对了。
坐在离他们最近的位置上的赵昆看他们说话越来越放肆。忍不住转过头，拍了拍其中一人的肩膀，说：“我说，你们能小点声不？这又不是菜市场！”
哪知道那人一转头，就冒出一句：“你是什么人，老子们的闲事其实那么容易管的？……再说，我们在这吃饭，连话都不能说吗？”
赵昆被他的话顶撞了一番，脸上却是没有什么变化，只是暗暗打了一个电话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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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有事，看来很可能又要欠一章了，如果真是这样，那就跟今天一样，欠的章节凌晨补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