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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睁开眼睛，发现周围一切都是白色的，白色的天花板、白色的墙壁、白色的被褥。看到这些东西，我知道自己如今是躺在医院里。闭上眼睛想了一下，也没想清楚自己是怎样来到医院的，脑海中留下的最后印象，是一颗炮弹在巴哈杜身后爆炸了。
“指挥员同志，您醒了！”身边传来一个姑娘惊喜的喊声，我扭头一看，原来是位穿着白大褂的年轻护士。
“我这是在什么地方？”
“这是尤曰那亚的后方医院里。”她回答完我的问话，便一溜烟地跑出了病房。我环顾四周，这是一个单人病房，除了我睡的这张病床，屋子里还有一张桌子，和一把圈手椅。椅子上堆放着一堆衣服，我一眼就认出正是原来穿在自己身上的军装。
我轻轻动了动双手，没有丝毫疼痛的感觉；又活动了一下双脚，还是一切感觉良好，看来我的伤势一点都不严重。我用手在全身上下摸索了半天，也没有找到任何受伤的部位。
正在奇怪的时候，病房的门打开了，小护士带着好几个医生护士进来了。他们进来后，就七手八脚地给我量体温测血压，忙得不亦乐乎。
经过一番紧张的检查，发觉我的一切正常。一位戴着口罩，才用听诊器为我检查过的老军医说道：“指挥员同志，您能醒过来真是个奇迹。要知道，您在病床上昏迷一个星期，身上虽然一点伤痕都没有，但是我们却始终无法让您苏醒过来。”
“啊？！”军医的话，把我吓了一跳，居然在病床上躺了那么长的时间。我不禁担忧地问他：“医生同志，我的身体不要紧吧？”
“不要紧的，指挥员同志。从刚才的检查结果来看，您的健康状况非常理想，随时都可以出院。”他对我说这话的时候，口气中好像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然后他又转身对那个小护士说：“阿妮娅，你留下来好好地照顾指挥员同志。明白了吗？”
“明白，院长同志。”听了她的话，我不禁暗自吃惊，为了给我检查身体，居然是军医院的院子亲自出门，未免也太重视我了吧。
这群医生护士才收拾好仪器，放心地离开了病房，只留下了那名叫阿妮娅的小护士。
等大家离开后，我小护士把放在椅子上的衣服递给我，然后边穿衣服边和她聊开了家常：“亲爱的，你叫阿妮娅？”
“是的，指挥员同志。”她有些拘束地回答着我。
“当护士以前是做什么的？”
“我是列宁师范的学生，今年刚上大二。战争爆发后，学校停了课，虽然没有人动员我们，但是大多数的同学都上了前线，我也就跟着来了。”
“你的同学都在医院里工作吗？”我接着又问道。
“不是的，指挥员同志。除了我和几个女同学在医院里当护士外，其余都到了前线的作战部队或者是在城市里修筑防御工事。”
“哦。”我点点头，掀开了被子，开始往腿上套那条并不合身的男式军裤。
“指挥员同志，您怎么穿的是男式军裤啊？”阿妮娅好奇地问道。
“穿裙子太冷了，军需官又没有给我发合身的军裤，所以我才临时找战友借了一条。”
“所有的女兵们都穿裙子吗？”她这么一问，倒真把我问住了。我只记得在列宁格勒的时候，高射机枪连的女兵们都穿的是蓝色的裙装，街头指挥交通的女战士们穿的也是裙子。至于其他的女兵嘛，到莫斯科以后，我貌似还没有在部队里见到过其他的女姓，所以她们的下装穿什么，裙子还是裤子，我还真不知道。
“前线的情况怎么样了？”我赶紧把话题岔开，问点我最感兴趣的事情。
“还在战斗中。”她的回答非常含糊和笼统。这也难怪，苏军内部的信息太闭塞，别说她一个小小的护士，就是营级或者团级的指挥员也同样不知道战斗在哪儿进行，他们所能做的就是把部队集合好，按时进入上级指派给他们的战斗阵地就行。
“我真的在床上昏迷了一个星期吗？”我对刚才军医的话产生了一丝怀疑，我全身上下没有一点伤痕，只是被炮弹的气浪震晕了，怎么可能会昏迷那么久呢？
“是真的，指挥员同志。”阿妮娅回答我时，脸上挂着天真无邪的表情。“您在床上昏迷不醒的这段曰子里，每天都有很多上级指挥员打电话来了解您的情况。听在院子办公室里工作的一个同学说，打电话来的，有您所在师的师长，集团军司令员，甚至还有方面军司令员朱可夫大将呢。”
我穿好了军上衣和棉军裤，却没有发现我那件每天穿的军大衣，便问阿妮娅：“阿妮娅，我还有件军大衣，你看见了吗？”
“我知道在哪里。”阿妮娅拼命地点着头说，“您被送到医院的那天，军大衣上面全部是血，湿得就如同才从水里捞出来一样，所以一脱下来，我就送到洗衣房里去了。您等一下，我马上去帮您取回来。”说着她便拉开房门跑了出去。
我坐在床边盯着屋顶发呆，回想着受伤前的情形，炮弹是在巴哈杜的身后爆炸的，我都被震晕了，他更是凶多吉少。我军大衣上面的那些血迹，估计就是他身上的吧。
阿妮娅抱着军大衣回到了房间交给了我，我接过衣服仔细地看了看，发现虽然军大衣已经被细心地清洗过，不过前襟上还是能看到大片大片褐色的痕迹，看来巴哈杜已经牺牲了，我不禁有些黯然神伤。
“指挥员同志，您怎么了？”阿妮娅在旁边好奇地问道。
“没什么，”我用手背抹了一下才滑落到脸颊上的泪水，对她说：“别老叫我指挥员同志，我听着太别扭了，还是叫我丽达吧。”
“明白了，丽达。”小姑娘改口倒是改得挺快的。
“你知道什么地方可以打电话吗？”穿好了军大衣，我又问阿妮娅。
“院子办公室里就可以打。”小姑娘自告奋勇地对我说，“我带您去。”
院子的办公室里，只有另外一个小护士在，估计她就是阿妮娅刚才口里所说的那位同学吧。果不其然，阿妮娅上前和她叽里咕噜说了几句，那个护士就拿起了电话，问我：“指挥员同志，您要给什么地方打电话？”
我想了一下，给潘菲洛夫打电话吧，怕战斗正在他的师部附近展开，这个时候打电话不合适；给集团军司令部打吧，万一罗科索夫斯基正在紧张地指挥作战，心情不好的时候接到我的电话，没准会臭骂我一通，也不能打。还是给方面军司令员朱可夫打吧，不管怎么说，我也是他派到十六集团军去的特派员，给他打电话的理由还充分一些。于是我对小护士说：“给我接西方面军司令部。”
“好的，指挥员同志。”小护士开始拨了一个号码，然后对里面说：“您好，请接西方面军司令部。”
在等待电话接通的过程中，我对阿妮娅说：“阿妮娅，麻烦你去帮我办理一下出院手续，我需要尽快地回到部队里去。”阿妮娅答应了一声，转身跑出了院长办公室。
“电话通了，指挥员同志。”小护士把话筒递给了我。我接过话筒，听见里面传来一个有点熟悉的声音：“我是西方面军司令部，您是哪里？”
“我是奥夏宁娜中校，请把我接朱可夫大将。”
“您好，中校同志。我是值班少尉瓦西里，我马上帮您接大将同志。”他自报身份，让我想起了少将自杀的那天，在司令部门口拦住我的那名少尉，怪不得刚才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熟悉。
“我是朱可夫，你是哪里？”话筒里传来朱可夫那熟悉又有些严肃的声音。
“您好，大将同志。我是奥夏宁娜，我可以回司令部向您报道吗？”
“身体状况怎么样？”朱可夫关切地问道。
“一切正常。”
“既然一切正常，那就别留在医院里了，赶紧回司令部来吧，我这里正缺人手呢。”他说完这话，就挂断了电话。
拿着阿妮娅帮我办好的出院证明，我独自一个到医院门口拦了辆顺风的军车到了西方面军司令部。
一走进司令部，便不时地遇到一些熟悉的面孔，大家看见我，都笑着和我点头打招呼。来到朱可夫办公室门口时，执勤的少尉赶紧从桌子边站了起来，和我打招呼说：“中校同志，您来了，大将同志在里面等您呢。”说着便为我拉开了房门。
我走进房间，看见朱可夫正在桌前忙碌着，先脱下身上的军大衣挂在衣帽架上，然后向他走了过去，在离他几步远的地方停了下来。
“有什么情况要汇报吗？”他感觉到有人接近，头也不抬地问道。
“报告大将同志，奥夏宁娜伤愈出院，特地来向您报到。听候您的指示。”我向他立正敬礼并大声地报告着。
“丽达。”他抬头看见是我，把手中的铅笔随手扔在了桌子上，一步就跨到了我的身边，把我紧紧地抱在了怀里。
放开我以后，他退后两步，将我上下打量了一番，然后皱着眉头说：“你这是什么打扮啊？上身穿着女兵的夏季军上衣，下面穿着不合身的男式棉军裤，看起来真别扭。”
“这军裤是向我的政治指导员借的，穿裙子太冷，打仗时也不方便。”我急忙向他解释。
他听了我的话，没有吭声，而是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一个号码，对里面说：“我是朱可夫大将，你给我准备一套小号的冬季军装，立刻送过来，动作要快。明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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