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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校门三米多高，铁质绿漆，顶端为梭镖头状。翻的时候不能十分大意，否则梭镖头戳下体，即使不出血也会胯间软组织挫伤，走路的时候下体沉重而疼痛，一步一颤。我翻过大门的时候，月光很好，“勤奋、严谨、求精、献身”的八字校训在月光下隐隐发光。值班室的白炽灯亮着，校卫队队长带着几个校卫队员在值班室打扑克，争得脸红脖子粗的。
我们的学校建在东单和王府井之间，虽然学生难以心无旁骛，但是喝大酒却十分方便。东单和王府井之间不仅有事儿事儿的王府饭店，找俩黑人穿个白汗衫把门就冒充高档场所的和平迪厅，还有很多小馆子。喝大酒要到小馆子去，大馆子不行，一是大馆子太贵，因为假装漂亮的环境和假装高雅的服务小姐，一瓶酒要多付十瓶酒的价钱，喝得兴起，下月的伙食没着落了。二是大馆子事情太多，说话声音不能太大，说话内容不能太怪力乱神，不能随地吐鱼刺，不能光脚丫穿鞋，喝到酒酣不能光膀子，喝到一半就把灯熄了说“下班了下班了”。三是大馆子不许喝醉，保安一个比一个壮，经理一声令下，就能把我们一手拎一个扔到大街上；假装高雅的服务小姐好像骨子里一个比一个淫荡，但是你一个眼神不对她们都要喊“抓流氓”；台布那么白，地毯那么干净，我们自己都不好意思喝高了吐在上面，这种自己管束自己的心态最可怕，这哪能叫喝大酒呀。小馆子才好。东单和王府井的小馆子很多，它们有很多共性：它们都脏，都乱，都拥挤，都鼓励喧哗，都没什么好吃的；它们都便宜，都有普通燕京啤酒，都贵不过两块五一瓶，啤酒都凉；它们都没有固定打烊时间，我们在，生意就在，灶台的火就不灭，等着我们点摊鸡蛋；它们都很勤地换老板，换得比东单专卖店的服装换季还快；它们都不论菜系，什么都做，什么容易做就做什么；它们最大的共性是都欢迎我们这些喝大酒的人。
东单大排档，最靠街边的一张大桌子，乱坐了我的兄弟们，王大、辛夷、黄芪、厚朴、杜仲都在。桌子上好几个空盘子，半盆煮五香花生，一堆花生壳，一大盘子拍黄瓜，十来个空燕京啤酒瓶，桌子下面一个啤酒箱，里面还有十来瓶啤酒立着没开瓶。好像除了厚朴，都灌了两瓶啤酒以上，脸红了，脖子粗了，脑子乱了，身子飘了，下体僵了，话多了，口没遮拦了。
“魏妍就不是东西。”杜仲声如洪钟。自从杜仲被魏妍当众羞辱之后，杜仲数次寻死未遂（按黄芪描述，悲愤交加的杜仲尝试过不撒尿憋死、喝酒喝死、电炉煮出前一丁的方便面被电死或撑死等等，但都没有得逞），于是寻找一切私下里的机会，羞辱魏妍，把所有黄笑话女主角的名字换成魏妍，逢人就讲，不管人乐意不乐意听或者以前听过没听过。
“魏妍可是我的心坎。”王大和杜仲抬杠，想看杜仲能恶毒成什么样子，声音响亮到什么程度。我喝了口啤酒，剥了颗煮花生，微笑着听热闹。
“你也有心？”
“我有一颗奔放的心。”
“属于闷骚型的。”黄芪插话。
“外表冷漠，内心狂野。”辛夷评论。
“你的心有几个坎？”杜仲接着问王大。
“我一颗心，两个心房、两个心室，每个心房或心室都是不规则的立方体，每个立方体都有八个坎。所以我有三十二个心坎，我有很多心坎。”我们医大，一届只有三十个学生，女生占一半或稍出头，稍稍有些眉眼的，就是王大的心坎。
“我就知道你也不是东西，所以你把魏妍当心坎。我们班花师姐真是瞎了眼，插到你这坨牛粪上。”
“好多人都参加过争当牛粪的活动。”
“魏妍这种小人，我都可以想象她新婚之夜会如何表现。”
“人还是要积一点儿阴德的，否则即使晚上没鬼，也会有东西叫门的。”黄芪乐了一通，然后规劝杜仲。
“魏妍一个上海人，怎么能说出那么多北京土话。”辛夷觉得不真实。
“你们不应该欺负外地人。”厚朴抱不平，不喝酒，大把吃五香煮花生。
“魏妍不是外地人，是上海人。”杜仲对上海人有成见。杜仲对于上海人的成见源于他在上海的一次经历。
杜仲去年暑假去上海拜见他的一个表舅，他表舅在马来西亚发了财，想到上海捐些钱，用他的名字命名一座大桥，每天好让千车过万人踩，心里感觉很牛气。如果没有第二次文革，那么大桥在，他的名字就在，他死后，他的后代就可以时常来凭吊，追念他的丰功伟绩和绝代风华。这一切，比起在穷山恶水但是号称风景秀丽的乡镇买块墓地强多了。杜仲的表舅告诉杜仲，开始，政府官员的建议是用他的名字命名一所中学，“教育兴国呀！”政府官员说。就在他决定答应以前，精明的他打了一个电话给他一个精明的上海籍进口商。那个精明的上海人恭维了半小时他的爱国热情，然后简单地告诉他，他被人骗了。那所要用他的名字命名的学校在上海以出产傻瓜闻名，如果用他的名字做校名，他会被人当作傻逼经常念叨的。“真他妈的悬呀。”杜仲表舅用跟杜仲学的北京土话慨叹。杜仲打的到表舅所在的东亚富豪酒店，的士司机看杜仲仪表不是很堂堂或者说很猥琐，对上海又很不熟悉，带着他兜了好几圈才到衡山路。杜仲觉得好像快到了，又不想看的士司机那副欠揍的鸟样，声若洪钟地喊“停车”，的士司机逮着机会，不屑地说：“你们乡下人以为这里还是你们外地，想在什么地方停就在什么地方停！这里是上海，不要搞错。”然后又拉了杜仲老长一段才停下。杜仲推开车门，拔腿就走。的士司机高喊：“付钱！”杜仲忿忿地说：“我们乡下人从外地来，出门从来不带钱。”
“新婚之夜这个题目不错，可以推广，再说说其他人。”辛夷是个无神论者，从来不考虑阴德、来生或是明年的运气等等。
“说说费妍吧。”杜仲提议。
“秋水，你不要一声不吭，只顾喝酒吃肉，这样下去很容易变成厚朴的。亏你还是口会会长呢，该你说了。”辛夷说我。
“我可没招你们，不许没事儿说我。”厚朴接着吃花生。
“费妍真的是我的心坎：乖乖的，白白的，干干净净的，眉眼顺顺的，鼻子翘翘的。”我说。
“你是情种。你的心都是坎。”辛夷不屑。
“我和秋水有同感。费妍也是我的超级大心坎：乖乖的，白白的，干干净净的，眉眼顺顺的，鼻子翘翘的。”王大附和我说道。
“乖乖的，白白的，干干净净的，眉眼顺顺的，鼻子翘翘的，这些都是表面现象。费妍就好像解放以后的紫禁城。外城，向全体劳动人民开放；三大殿、珍宝馆，要进去，你得另买票；东宫、西宫、闺房、寝宫，骟了你都别想进出，谁也别想。王大，你想当流氓校医；辛夷，你想当医药代表；厚朴，你想当疯狂医生；秋水，你不知道应该当个什么。人家费妍可是要出国，要去哈佛、麻省理工、普林斯顿、约翰霍普金斯的，要拿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大奖的。”黄芪评论费妍，我赞同黄芪的观点。
“费妍早就开始背单词，准备GRE了。”厚朴说，觉得自己开始得不够早，心中不安。
“话说费妍新婚之夜，”王大口痒，开始编撰，“新老公上蹿下跳，左冲右杀，前顶后撞，十分钟后，结束了。费妍新老公自我感觉良好地问费妍：‘你觉得好吗？’费妍很困惑地看了看她老公：‘你说什么？你刚才干了些事情？你干了什么？我刚才又背了三十个单词。俞敏洪的GRE单词书，我已经背到第十九个单元了。其实，最难的不是背，而是记住。不仅今天记住，而且明天记住，考场上还能记住。记住之后还要灵活运用，也就是说，答题能够答对。’”
“再来一个。”厚朴说，自己偷偷给自己倒了小半杯啤酒，抿了一小口。怕我们看见，开始灌他。
“说说甘妍吧。”王大提议。
甘妍在我们班绝对是个人物。甘妍四方身材，表情凝重，语缓行迟，遥望去，用古代汉语形容就是“凝如断山”，用现代汉语形容就是“好像麻将牌中的白板”。甘妍从很小的时候就有大器之相，是我们班上最有教授神色和体态的人。我们一起在病房行走，病人总把她当成带领我们这群毛头医学生的老师，都恭敬地叫甘妍“甘教授”，于是辛夷给甘妍起了个外号“实习教授”。我们班正是由于有了甘妍，在低年级小师弟小师妹面前才有了一些分量，“君子不威则不重”，不再完全是个大烂班、大乱班、大浪班。甘妍受所有男教授的爱戴，我们都对甘妍恭敬礼貌，生怕自己的特立独行、胡言乱语传到男教授耳朵里，毕业分配都困难。鉴于甘妍的这种威严，辛夷又给甘妍起了个外号“奶奶”，如果甘妍有一天说嫁给了医学界某个德高望重的爷爷辈人物，我们一点儿也不会奇怪。
有个挺恶心的笑话，说某大机关看门的老王死了，很草率地开了个追悼会，机关李总奇怪地发现，好些重要领导的夫人都来到追悼会场，个个悲恸欲绝、泣不成声。李总觉得老王必有长处，决定要弄个究竟，就把老王的“长处”切了下来，放到福尔马林液里，带回了家。李总夫人回到家，看到泡在福尔马林液里的老王的“长处”，马上悲恸欲绝、泣不成声，责问李总：“老王死了？谁干的？”
辛夷根据这个恶心的笑话改编了一个更恶心的笑话，主角换成了甘妍。话说有一天，甘妍突然死了，医大很草率地开了个追悼会，但是医大李校长奇怪地发现，好些知名男教授都来到追悼会场，个个悲恸欲绝、泣不成声。李校长觉得甘妍必有妙处，决定要弄个究竟，就把甘妍的“妙处”切了下来，放到福尔马林液里，带回了家。李校长老公下班回到家，看到泡在福尔马林液里的甘妍的“妙处”，马上悲恸欲绝、泣不成声，责问李校长：“小甘死了？谁干的？”辛夷说过这个故事之后，就立刻后悔了。我们说，这是我们听到过的最为恶毒的东西，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这话让甘妍知道了，你会有什么果子吃。“你会被小刀剁成肉馅的。”“你会被先奸后杀，再奸再杀的。”我们吓唬辛夷。辛夷当时就腿肚子抽筋，瘫倒床上。
快凌晨两点，我们的一箱啤酒基本喝完了，除了厚朴，其余的人好像都高了。我们搀扶着踉跄出小馆，小馆老板告诫我们，出了小馆，别太大声喧哗，毕竟邻着长安街，有警察巡逻检查身份证。
出了门，一股冷风，我们不由得战抖。黄芪说：“风冷催人尿。”我们说：“不远处就有一个公共厕所。”黄芪说，里面太黑，茅坑太宽，一小时前，他上厕所的时候，就差一点儿掉进去，现在，他更没信心了。我说：“就找个墙根、树根，或者找个车屁股，对着撒了得了，对，找个车屁股，找个大奔，那种后部特别性感的一款。”结果黄芪真的找着一辆后部饱满的大奔，车牌上有好几个“8”，估计比我初恋的那个新锐处长更有来头。黄芪面冲大奔，我们在他身后围了一个半圆，替他挡风挡视线。春夜凄冷，北风凌厉，我们怕黄芪guī头落枕。那是一泡好长的尿，冒出腾腾的热气，在我们周围氤氲缭绕。尿液砸到地上，在凌晨两点的春夜里显得声音嘹亮，没准顺着长安街，能传到门头沟。
翻学校大门的时候，没喝多的厚朴派上了用场。厚朴手抱、肩扛、脚踹，努力了十多分钟，终于把我们五个大汉都码到了学校院子里，王大胖子瘫在地上，忽忽悠悠，土木形骸，好大的一堆呀。厚朴说，我们尽管醉了，但是还是比死人好摆弄，我们还知道配合，相关肌肉还能在适当的时候给劲儿；死人从来不配合，所以死沉死沉的。厚朴说得头头是道，好像他帮五个死人翻过我们学校大门一样。
我们相互搀扶着上楼，我觉得楼梯是棉花做的，高低不齐，踩上去颇有弹性。楼道里养的老鼠都被惊醒了，慌张地看了看我们，觉得没什么新鲜的，还是这几个见惯的老混蛋，于是吃起了夜宵，楼道里的鼠食味道又浓郁起来。我们的楼可真高，刚建国的时候盖的，学苏联，一层楼有现在的两层楼高。电梯早就停了，王大一边喘一边狂叫，还是美国好呀，二十四小时都有电梯呀。
爬到六楼，一头倒进床里，我很快就睡着了。不知道睡了多久，一声巨响把我惊醒。打开灯，看见杜仲四脚朝天摔在桌子上，一身的瓜子壳，微笑着说：“我想上厕所，我忘了我睡上铺了，一脚就迈下来了。别担心，我一点儿也不疼，脚腕子挺大，可能折了。”不是可能，而是一定——杜仲的脚踝肿成了皮球，肯定是骨折了。我的酒一下子全醒了，背起杜仲就往楼下跑。凌晨四点，那个校卫队队长肯定睡得跟死猪一样，但是我一定要把他弄醒，给我开校门。我要送杜仲去急诊，我就算操校卫队队长他大爷也得把他操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