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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展会上被拖了好久。柳青的展台人气很旺，柳青身上的明黄套装和柳青雇的外国白痴很招人。多数有购买力及决定权的主任们被柳青的腰身所吸引，被金发碧眼所说服，对于流式细胞仪跃跃欲试。我总是不能完全理解这些主任，原本挺聪明的小伙子们，长些年纪，动些心机，当上主任，怎么就全都变得这么好色和愚蠢。我站在旁边，见好几个眼睛里流哈喇子的人问柳青，晚上方便不方便，一起吃个晚饭，饭桌上谈谈生意。我给柳青的暗示很明确，生意要紧，我换个其他任何时候都可以宰她。柳青没理会我的暗示，礼貌地记下那些眼睛里流哈喇子人的电话，说今天的确有其他事情，改天再联系。柳青告诉我，她要和我吃饭。
我没宰柳青。我们走出国贸，坐进柳青的欧宝，时间已经过了九点，路东的大厦在月光及霓虹的照耀下，依旧牛逼闪闪的样子。我问她累了一天了，想吃点儿什么。我是无所谓的，只要不吃食堂里常吃的肉片大椒土豆就好。柳青说没有道理让被宰的人挑挨宰的地方，她说的确有点儿累了，胃口不是很好，找个清静些的地方，和我待一待就好。我说那好，我不要吃贵，我要吃辣，我喜欢重味厚料。柳青说，吃辣，脸上要长包。我说，柳青你现在还长包呀，青春的烦恼真是长啊。柳青点着车门说，我听见猫叫还心乱呢，秋水你这个混蛋说话要注意分寸，我学过女子防身术，第一招撩阴腿练得最熟，生起气来，一脚能把你踢出车门，即使你系着安全带。我说，那就吃些辣的，长些包吧，我喜欢看你长包，我还没见过。我说，开心些，我姑姑家下了一窝小猫，我去替你讨一只，你喜欢黑的还是白的还是又黑又白的，你喜欢蓝眼睛的还是黄眼睛的还是一眼蓝一眼黄的？
我们来到一家金山城重庆菜馆，馆子里依旧灯火通明，客人满座。金山城的菜单上用小红辣椒指示菜的辛辣程度，印着一个小红辣椒的属于微辣，三个属于重辣，不习惯的人吃了，哈一口气就吐出火来。我点了剁椒牛蛙、干焖虾、虎皮尖椒、乌凤枸杞汤和大麻团。我对柳青说，乌凤枸杞汤是给你点的，乌凤就是乌鸡了，乌鸡是黑的，枸杞是红的，按中医的说法，黑不溜秋颜色偏暗的东西都补血，你正倒霉，又累了一天，应该补一补。柳青说，认识个学医的就是好，我要是有个儿子，我一定要他学医，一辈子就有人照顾了。柳青说完，忽然想起些什么，眼圈腾地红了。我想惹祸的核心词汇应该是“儿子”和“照顾”，人觉得委屈才会伤心。我不知道如何安慰她，索性不说话。
这家金山城在燕莎附近，燕莎附近集中了北京的声色犬马。燕莎附近有长城饭店、亮马饭店、希尔顿饭店；有天上人间、夜上浓妆、滚石，有数不清的酒吧和洗浴中心；肚子饿了有顺风、驴肉大王、扒猪脸；yīn茎骨折了有国际医疗中心和亚洲急救中心，里面也有金发碧眼在国外混不下去的洋大夫戳门面，他们听得懂guī头的英文说法，理解用英文介绍的病情。燕莎附近的夜色更黑、更肮脏、更香艳。
我小时候就在燕莎附近一所叫作北京市第八十中学的地方念书，这个中学是朝阳区唯一一所北京市重点中学，毫不奇怪，学校集中了朝阳区几乎所有的少年才俊和少年混蛋。当时，这附近没有这些声色犬马，否则像我这样热爱生活的人不可能念书念到博士，献身科学。当时，这附近连燕莎都没有。但是当时，这附近是纺织部的势力所在而且集中了各国使馆。纺织部是当时的出口创汇大户，有机会接触印刷精美的外国内衣广告。各个使馆更是居住了外国人，窗户飘散出异国香水的味道和外国发音的呻吟。所以，我所在的中学，气氛健康而活跃。在我的前前后后，我的中学培养出了各种非主流的人才，点缀生活，让世界丰富多彩。这些非主流的人物包括长得非男似女的体育明星，人称大傻的体育节目解说员，一页正经书没念过一脸学生书卷气质专让不识字男作家如痴如狂的清纯女星。
后来一个叫郭鹤年的财主推平了第一机械厂，在大北窑的西北角建了国贸中心（后来，大北窑桥也改叫国贸桥了），这附近外国人开始多了起来。他们比我们高大威猛，他们不穿秀水街卖的POLO衬衫，他们用香水遮住狐臭，他们在干同样的事情挣我们十倍的钱，他们周围是操着蹩脚英文心里想把他们钱财通通骗光还骂他们妈妈的我们，他们体力充沛但是没有家小，他们住在没有生活气氛的公寓和酒店，他们不违背原则购买盗版VCD就看不到自己国家的大片，他们空虚寂寞，他们每到夜晚脱了内裤拔枪四顾心茫然，他们是坏了一锅汤的那一马勺。过去那些使馆里的外国人，他们即使一样心怀鬼胎，即使有外交豁免权可以干了坏事不擦屁股就跑，但是他们往往拖家带口而且事业心浓重，不敢置自己的名誉和前途而不顾，yīn茎不敢随便骨折。
总之，斗转星移，那些新来的外国人把燕莎附近渐渐变成了厕所，自己变成了苍蝇。或是自己先变成了苍蝇，燕莎附近渐渐变成了厕所。可惜三妞子已经没有了当年的凶猛，否则可以在这附近盖间房子，每天打几十个苍蝇，把尸体放进空火柴盒里，交给老师，换几面小红旗，上领操台站立，接受大家的景仰。
我和柳青的菜还没上来，吃的人多了，上菜就慢。远处靠窗的几桌，散坐数个年轻女子，妆浓衣薄，直发拂肩，表情呆板，不喝酒，闷头吃饭。远远望去，我觉得她们十分美丽。其中一张桌子，两个艳装女子，一个白面男子。我拿捏不准那个男子的身份，不知道是鸡头还是恩客。两个女子面前一巨盘火爆腰花，一口腰花一口米饭，恶狠狠地吃着。我无法判断，贡献腰花的猪是公是母。我看了一眼柳青，柳青看了一眼我，我们心会，这些应该是上班前吃战饭的职业妇女。我望望窗外，她们吃完饭就会走到街上，不急不忙，腰花在胃里消化。她们飘荡在燕莎附近的夜里，飘荡在燕莎附近的空气里。她们妆浓衣薄，直发拂肩，香水浓郁，她们通过视觉和嗅觉调节路人的激素分泌，她们等待在这附近行走的火爆腰花。她们随着路灯的远近忽隐忽现，她们随着街上的车灯闪烁，她们点一支细长的香烟，打火机的火苗同她们的面目随即熄灭，她们搭讪一个路人，那个人蓦地消失了。她们像萤火虫一样忽明忽暗，让这附近的夜更黑、更肮脏、更香艳。在这早春的夜晚，我嗅到腐朽的味道。
柳青的确累了，喝了碗汤，没怎么动筷子。我是真饿了，就着剁椒牛蛙和虎皮尖椒吃了两碗白饭。柳青闲闲地剥了两只虾，左右蘸透了盘子里的汁水，放进我的碗里，她的眼光淡远。我说干吗那么客气。柳青说闲着也是闲着。忽然又问我，有没有人说我很和善。我说只有人说我很混蛋。柳青闲闲地说，她第一次见到我就觉得我很和善、很真诚的样子，瘦瘦的，坏坏的。有时间应该疼疼我，所以闲着没事儿，剥虾给我吃。我吃着顾不上说话，柳青接着又说，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我是个混蛋，告诉我不要得意不要自作多情，她讨好我的真实目的其实是又要有求于我。
“这样我就放心了，否则我还会怀疑你是垂涎我的美色呢。我的原则是卖艺不卖身，如果你真是垂涎我的美色，我又是这样对你充满好感，让我很难做人。”我还在吃。
“你混蛋只混蛋在你的嘴上，还有支配这张嘴的脑袋的某个部分，否则应该是个挺乖的小伙子。你说话要检点，我怎么说也是你的长辈，我很老很老了。”
“你不老，你吃了辣脸上还长包呢，听猫叫还心乱呢。人常常会发育出很多恶习，最常见的就是好为人师和妄自尊大。”
“你英文好不好？”
“我问你一个问题，不管我是混蛋还是模范，你觉得我聪明不聪明？”我没有直接回答柳青。
“你很聪明。”
“我能不能吃苦？”
“我觉得你没吃过什么苦。你们这拨人可能底子比我们这拨人好，教育上没耽误过什么，但是我们比你们能吃苦而且吃过苦。”
“错。我很能吃苦。苦其实有很多种。扛大包，卖苦力，是一种苦。这种苦，我虽然没吃过，但是我也能吃。反之，我吃的苦，卖苦力的人不一定能吃。《汉书》上记载，董仲舒求学期间‘三年不窥园’，也就是说念书念得入迷，三年以来，花园里天天有姑娘光了屁股洗澡，但是董仲舒看都不看一眼。我中学的时候，读到这儿，总是不解：这有什么呀，我也行呀，还好意思记到史书里去让后人追思。上了大学，心智渐开，世事渐杂，我们楼下有姑娘光屁股洗澡，我一定会跑去看了。但是，我每天下午五点去自习，晚上一两点回宿舍睡觉，常年如一。我有我的屁股为证。我每每在浴室的镜子里看见我的屁股，每每感慨万千，将来有机会，我可以给你看看。别人的屁股是圆的，我的屁股是方的，这么多年来坐方的，是弹不起来的那种方，屁股没有弹性了。别人的屁股是白的，我的屁股是黑的，这么多年坐黑的，色素坐得沉积了，是白不起来的那种黑。你别笑，别不信，我将来给你看。现在虽然不能给你看我著名的屁股，但是我可以给你看我的中指。你看我的中指和你的有什么不同？告诉你，我的中指是弯的。原来没有电脑，写字写多了，用力大了，时间长了，中指就弯了。”
“既然你这么坚持，我将来一定要看你的屁股。你说了这么多，你的英文到底好不好？”
“很好。口语我不敢夸口，我中文太好，思想太复杂，又没交过美国女朋友，英文口头表达不是十分顺畅。在北京待的时间太久，说话习惯不把嘴张开，英文带北京口音。但是，我初中就能读原文版的《名利场》，患有背字典强迫症，你雇的那个揽生意的洋人，会的英文词汇可能还没有我一半多。”我刚吃完两碗干饭，开始自夸。
“好，我有些专业的英文东西需要找人翻译，我希望能翻译得像中文。我的秘书找了几家翻译公司，都说干不了。”
“你是找对人了。我们爷爷奶奶辈的教授们，从小上教会学校长大的，说英文比说中文利落。但是这些人还健在的，在国内的，都忙着给中央首长看病呢。人家不可能给你翻东西。中间这拨人，不提也罢，看洋妞兴奋，看洋文就困。再数，就是我们了。”我没有穿明黄套装，没有金发碧眼，但是我也希望能够靓丽。
“我有三盘关于流式细胞仪的录像带，需要翻译成中文，然后请人配音。我没有原文，我只有录像带，你别皱眉头，如果好做，我就不找你了。你可能需要先听写下原文，再翻译。我要得很急，我要赶一个会，你有三天时间。录像带就在我包里，吃完饭我给你。秋水，得一个教训，牛皮不是可以随便吹的。”
“火车不是推的。我能给你弄出来。”
“你如果弄不出来，我就告诉我的老板，在北京没人能弄出来，那个会赶不上了。”
“好。”
“价钱怎么算？”
“算我帮你忙吧。我吃了你的嘴短。”
“秋水，再给你一个教训，这个世界上存在两个人互相喜欢，但是不存在帮忙。你开个价吧。”
“我和你说的世界可能不是一个。我的世界有‘有所为、有所不为’，有‘天大的理，敌不过我高兴’，有‘这件事儿我只为你做’。不管了，今天的馆子是我点的，翻译的价钱你定吧。”
“好，英译中，翻译公司千字三百，加急五百，我给你再加倍，千字一千。”
“好。三天后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我拎着一提兜麻醉机说明书和柳青的三盘录像带回到宿舍，桌子上有一张字条，王大的字体，肥硕而零乱：“秋水，我们去喝大酒了。你看见字条，马上滚过来。我们在东单大排档，辛夷发现的一个新地方，就在东单电话局西边一点儿，邻着长安街。”
时间已过十一点，校门已经锁了，但是大酒一定要喝。我们的校门（还有世界上其他很多门）上锁的目的不是为了防止闲杂人等出入，一把锁根本防不住。这只是走个形式而已，让真正需要进出的人多些麻烦。为了喝大酒，多数时候我们需要翻门而出再翻门而入。这种不十分正当的出入方式让我们兴奋不已，让我们的大酒多些威力，好像我们暂时脱离固有的生活，在做一件十分不正当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