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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4月8日，日本东京，明治天皇御前会议，外务卿井上馨正在慷慨陈词：＂此番朝美签约，支那侧身其间，左右逢源，完全视我帝国如无物。长此以往，日朝关系如何发展？帝国必须采取坚决手段扭转颓势，绝不可听之任之。＂
此时日本对中国的藐视和仇视情绪日益增加，已经不再以＂中国＂相称，而改称＂支那＂了。
参议黑田清隆更是宣称：＂帝国应立刻向支那抗议，声明朝鲜为独立之国，要求立即停止干涉朝鲜内政。＂
内务卿伊藤博文却不同意：＂中国刚刚打胜了法国，虽然法国乃是远隔重洋而来，但中国实力委实不容小觑，帝国实力不足，军备还不够充实，此刻与中国闹翻，实非明智之举。＂
他是唯一不称中国为支那的大臣，倒不是出于尊重，而是他认为没必要用蔑称来侮辱敌人。
参议兼文部卿西乡从道却不能赞同：＂伊藤卿所言不准确。法国海军封锁了整个支那海疆，只不过陆军冒进才遭受挫折。法国因为要应付德国，不愿意拖延下去，才匆匆了结。交趾支那可还在法国手中，我们不必长他人志气。＂
右大臣岩仓具视也是稳健派：＂公使的电报说的分明，支那的舰队停泊仁川，军容鼎盛，实为帝国之大患啊。万一发生事端，帝国海军可有必胜把握？＂
话音未落，参议兼海军卿川村纯义就接上来了：＂支那舰队共有主力舰船七艘，全是英法二手军舰，没有一艘是新建造的，技术落后，航速也慢，不必忧虑过度。而且帝国还有几艘新舰正在建造，只要完成交付，便可完胜支那。＂
司法卿山田显义也说道：＂支那之司法改革颇为诡异，尤其是户籍管理制度，严禁人员自由流通，似乎是针对我帝国而来，这对我国间谍乔装深入其腹地极为不利，想必情报来源更加艰难了。＂
大藏卿大隈重信却自信满满：＂不必多虑，帝国的间谍，已经成功监控对方的最高权力机构军机处，以后支那若有新动向，帝国可随时掌握，这亦是有利于我。＂
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则是忧心忡忡：＂支那正在修建从北京至奉天，以及奉天至安东的铁路，一旦完成，只怕朝鲜已非我所有了。＂
陆军卿山县有朋这时才缓缓说话，此时在明治政府中，他主要负责军制的改革和训练，在以＂皇军＂为立国之本的日本，份量显得越来越重了，俨然胜过了名义上的大臣之首三条实美：＂邻邦之兵备愈强，则本邦之兵备亦更不可懈。目前我陆海军初具规模，但还不敢言必胜。朝鲜于我帝国至关重要，乃帝国生死存亡之利益所在。如今世界大势，弱肉强食，支那显然已经开始着意经营朝鲜，若帝国不再奋发振作，不出数年，朝鲜必为支那之一行省而已。到那时，则我帝国将复与谁维持其独立，与谁共语其富强？＂
山县有朋的危言让会场一片静寂，片刻后一直沉默的明治天皇睦仁发声了：＂朕登基之初，便发下誓言，要开拓万里之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如今朝鲜形势愈演愈烈，只怕终究要有一战，国防之事愈加急迫，苟患一日，或将遗百年之悔。为保证必胜支那，即便节衣缩食，每日一餐，也必须全力扩充海陆军，虽国家力不能胜，既属必要之大计，亦只有断然行之。从今后，朕节省内廷之费，每年从内库拨下三十万日元，以晓谕帝国臣民朕之决心。＂
一时群情激奋，山呼万岁。
随后，日本政府便订出一系列计划，大力扩军，增加海陆编制。
正式通过新的预算＜扩充军备案＞，将当年财政收入的40%，作为军费。
陆军要尽速开始从镇台制到师团制的改革，大力扩军。目标是做到＂一旦有事，数万大军可迅即出动，并有后备之兵源源而至。＂为此，日本制定法律，退役老兵仍要定期接受军事训练，作为战争的预备队。
海军方面在原先的军舰订单上，再次增加新舰计划，务必要求在三四年内，海军无论数量和质量都要稳胜中国。
外务卿井上馨提出，鉴于支那正在修建从奉天至安东的铁路，必须立刻促使朝鲜同意修建，从汉城到釜山的京釜铁路，这样一旦有战事，帝国军队从广岛出发，朝发夕至，沿京釜铁路北上便可掌控大局。
伊藤博文也提出，可以邀请中国舰队来长崎访问，一边探其虚实，一边提倡友好，以麻痹中国的斗志。
这两个提议得到迅速的执行，日本政府同时使出两手，一边命令花房义质，指使开化党怂恿闵氏同意修建京釜铁路。一边发报驻中国临时代理公使田边太一，正式发文邀请中国海军舰队访日。
4月11日，北京，丁云桐正拿着一封电报沉默不语。
原来就在这年初，丁云桐下令彻底停止科举。这几年时间，丁云桐提拔了大量新式学堂的优等生为国家公务员，使社会底层年轻人的当官渠道，逐渐从科举应试转移到新式学堂。这样彻底废除科举的时机也就慢慢成熟了。终于在两个月前，丁云桐正式下旨，停办科举制度。
科举制从隋朝大业三年即公元607年开始实行，到此时公元1882年为止，经历了约一千三百年历史，这当中经历了无数的变化与改革，形式、内容、范围、待遇，与设立之初都已经大相径庭。科举无用，这一点早就有了共识，但科举制给那些下层青年，提供了一丝做官的机会，是独裁者用来舒缓社会矛盾的重要手段。
但现在时代变了，敌人已经不仅仅是国内，同样有外来的威胁，科举制已经无法给独裁者提供足够的人才，来抵御外来侵略。历史已经教会了丁云桐更好的方法来统治人民。
但是总还有一些死硬的儒家信徒，认为废除科举，就无人再读孔孟，儒学就将灭亡。从三月开始，全国各地就不断有儒生士人集结抗议，但由于严禁人员流动，始终没能形成气候。
但在湖南长沙，抗议风潮却愈演愈烈，儒生们抬着孔圣人像游街闹事，而湖南学政曹鸿勋，湖南巡抚卞宝第，湖南布政使庄赓良等人，却同情这些儒生，不肯镇压。到了四月初，已经有数千人开始在长沙市政厅门前的广场上搞绝食示威了。
丁云桐心想：好好跟你们讲道理，只会得寸进尺，蹬鼻子上脸的，索性来干脆的。他下令，内务部组成工作组，赴长沙逮捕曹鸿勋、卞宝第、庄赓良等人，同时近卫军调一个团随同前往，协助镇压。
4月15日，长沙开始戒严，并对市政广场进行了清场，对负隅顽抗的死硬分子采取了坚决行动。当晚，曹鸿勋、卞宝第、庄赓良等11名负有领导责任的官员被秘密处决。
4月16日，＜寰球时报＞头版头条发表了长篇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被称为＂四.一六社论＂。社论称，“有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儒生制造混乱，“政府和全国人民都要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团结起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社论并没有提到有多少儒生和群众被镇压，但一再强调动乱分子们是如何围攻戒严部队，甚至有几幅模糊的照片，注释是：打不还口，骂不还手的戒严战士，被动乱分子给活活烧成了焦炭。
社论发表后，各地组织起各式各样，丰富多彩的活动，来学习，来研究，来探讨，来领会社论的精神。各种学习班，研究座谈会都相继举行。报纸不断刊登对各阶层民众的采访，人民群众纷纷表示：强烈拥护政府维持社会治安，这些动乱阴谋分子都是狗不如的人间渣滓，恨不得将他们扔进火炉等等。
在舆论大力宣传的同时，对各地的闹事人员也进行了坚决打击，社会秩序很快得到了稳定。
丁云桐这边正在给驻四国公使发电报，分别是新任驻美公使容闳，驻法公使洪钧，驻英公使伍廷芳，驻德公使李凤苞，要求他们加快联络所在国的财团企业，所有有实力的垄断组织都不要放过，无论是什么康采恩、托拉斯、卡特尔、辛迪加等等，统统不要放过，这些垄断集团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真正主人。
但这还不够，丁云桐认为还需要联络另一股势力，这个世界真正的主人，欧洲犹太人财团的核心，一个隐藏在阴影里操控世界的金融家族，罗斯柴尔德家族。
从十九世纪初开始，梅耶?罗斯柴尔德与他的五个儿子，分别在法兰克福、伦敦、巴黎、维也纳、那不勒斯等欧洲各大城市开设银行，建立了一个庞大的金融王国，事实上操控着欧洲甚至世界的金融市场。
他们向各国政府提供军事贷款，战后又为战败国提供赔款。从事证券，股票交易和保险业务投资工商业、铁路、通讯业、钢铁、煤炭、石油等各个行业，其影响渗透到欧洲的各个角落。
罗斯柴尔德家族在1833年不列颠帝国废除奴隶制以后，曾拿出2000万英镑用以补偿奴隶主的损失；1854年，英国向他们借款1600万英镑，以应付在克里米亚同俄国的战争；1871年，法国向他们借款一亿英镑，以支付普法战争的赔款；他们还控制了整个欧洲的铁路，所有法国给俄国的贷款，都是由该家族提供的；美国内战期间，美国联邦政府向他们借钱；英国政府收购苏伊士运河，向他们借钱；俄国迫害犹太人，日俄战争时，他们借钱给日本，不给俄国，使俄国财源枯竭而战败；他们也是日后犹太复国运动的主要资助者，在以色列有很多以“罗斯柴尔德”命名的街道；甚至连梵蒂冈教皇也向他们借钱。
连上帝都要向他们借钱！
他们的格言就是：金钱一旦作响，坏话随之戛然而止。
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影子帝国。这是一个被正统教科书忽略的帝国。
但未来的历史已经揭示了一切，直到前世的21世纪，这个家族仍然控制着全世界。
丁云桐觉得，既然自己洞悉了历史，就有必要利用这股势力，因为自己手里有一张王牌，能让这个金融帝国跟自己合作，那就是：犹太复国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