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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毛泽东的到来，蒋介石心中还是很得意的。他在8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毛泽东果应召来渝，此虽威德所致，而实上帝所赐也。”
9月3日，经过几天的交换意见之后，共方向国方正式提交了11
条谈判要点。其中包括拥护三〖民〗主义、拥护蒋〖主〗席的领导地位、惩治汉奸、停止武装冲突、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等等。而最关键的问题在于政权和军队。
谈判要点的实质就是解放区政权和人民军队的整编问题。在解放区问题上，共产党提出由共产党人担任山西、山东等五省解放区所在地的省〖主〗席，担任解放区广为分布的广东、湖北等六省的副〖主〗席，以及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四个特别市的副市长：而国民党则只允许共产党参加政府，各解放区官员都需要国民党认可才能继续留任。军队问题上，共产党提出将人民军队整编成16个军98个师：而国民党坚持最多只允许保留12个师。
双方的期望值，相差十万八千里。
看过共产党方面的这份方案后，蒋介石对国方代表王世杰、张治中等人说：“中共代表昨日提出之方案，实无一驳之价值。”在他看来，只有“实行三〖民〗主义”和，“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这两条才具有诚意，其他各条“在内容与精神上与此完全矛盾”。
其实，中共在筹备这次和谈时是做了相当大让步的。在1945
年9月4日双方的“第一次谈话纪录”中记录着这样一段话，周恩来对国方代表邵力子说：“认为联合政府既不能做到，故此次并不提出1
而只要求各党派参加政府………………”
周恩来此处提到的“联合政府”问题”实是一桩公案。
1944年11月，当时担任美国总统私人代表的赫尔利自告奋勇到延安调停国共矛盾。刚刚上任的赫尔利信心满满，认为自己一定能做成这个和事老。
在与赫尔利谈判时，中共领导人提出了五点协定草案，其核心问题就是把国民政府改组为包括各党派在内的联合政府，并提出各党派享有平等地位。赫尔利觉得共产党的提山艮公平，没有什么不合理，便欣然同意了。
可当赫尔利拿着协议，兴冲冲返回重庆时，却被蒋介石兜头泼了一盆凉水。蒋介石明确表示”国民党绝不可能与共产党相提并论，联合政府云云更是休想，接受这个协议就意味着国民党的彻底失败，必然导致中共控制政府。
在蒋介石的头脑中根本没有，“多党”的橼念，更不可能承认联合政府，他能接受的最大限度是共产党人来国民政府中，“做官”而已…………，毛泽东到重庆后，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工作与安全。关于住处，毛泽东一下飞机，周至柔就说已为他准备了接待美国客人的招待所，说是地方好，设备全。毛泽东笑笑说道：“我是〖中〗国人，不是美国人，不住美国人的招待所。”
张治中在汽车旁对毛泽东说道：，“已为您准备了市郊黄山和山洞林园两处，任您选择。”毛泽东未置可否。在这方面，操心最多的是周恩来。他原来设想让毛泽东以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做起居、工作、活动的中心，但一住下来就感到不合适。红岩不仅地方较偏，且路不好走，上下山石阶太多，周围又特务密布，对来客不方便，对毛泽东也不安全。至于曾家岩50号他自己的住处，地点较好，但地方狭小局促”且二楼是国民党人居住。惟一比较合适的是张治中官邸上清寺桂园中山四路十八号。那里的房舍虽不大，设备也一般，但还合用，而且距离曾家岩50号，大家习惯称，“周公馆”“和红岩新村都不远，又在马路旁边，地点适中，汽车进出也很方便。周一开口，张治中慨然答应，全家搬到复兴关中训团内一所狭小破旧的平房里。于是，毛泽东就以桂园作为会客、工作、休息之所。每日上午由红岩来，下午会客，晚上回红岩睡觉。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张治中的寓所桂园下榻，频频与各党派领导人和各界〖民〗主人士广泛交谈，交换意见。
房子不大，一楼一底。楼下是会客室、餐厅、备餐间、秘书室、
副官室、盥洗室。楼上是卧室，大小五六间，张一家十来口，也够拥挤的。楼南是个院子，院子东面是大门口，传达室、汽车间各一。院子西面是警卫员室，经常住着一个手枪班。楼房北面是一排平房，包括厨师和工作人员住房。院子的四周是竹子编的围墙，很不严宴。
值得一提的是客厅，它是《双十协定》的产生地，是名流汇集、高谈阔论的场所。那是一间约二十多平米的长方形房子，周围摆上朴素的沙发，只能坐十来个人。东面、南面是窗子，外层是百叶窗，里层是玻璃窗。墙角处摆上两三盆huā草，什么古董摆设都没有。南墙悬挂着别中山先生手书，“天下为公”的横幅，字体雄浑，笔力道劲。东墙悬挂蒋介石手书的戚继光语录：，“若谓战无不胜，固属欺人之谈，然劲敌从来未尝不悔…………”
西墙是女画家红薇老人画的一幅huā卉。北墙是《秦淮夜泊图》，是一位八十七岁高龄画家的作品，上题七绝一首：春风吹梦到天涯，人在天涯梦在家，梦到秦淮秋月夜，系船水阁听琵琶。
这些字画，体现了当时主人的身份、思想和性格。
毛泽东住桂园，安全是个首要问题，最操心的是周恩来。他不仅对毛泽东的睡床、坐椅、房子逐一仔细检查，而且对警卫工作亲自布置。
毛泽东从延安带来一位颜太龙同志，龙飞虎原在重庆”加上陈龙共三人，力量是单薄些。开始，张治中对周恩来说：政治部有警卫营大多是我家乡的子弟兵，我准备用他们来担任警卫工作。”
周恩来考虑再三，认为当时重庆十分复杂，散兵游勇多，前线下来伤兵多，袍哥帮口多，一般警卫管不了他们。两人商量结果决定派宪兵担任。张治中和宪兵司令张镇一谈就解决了。
桂园小客厅，毛泽东在这里接待客人在四十三天的谈判中，毛泽东除了头尾三天在林园外，其余全在桂园。早上八九点由红岩村来，晚上回红岩村歇。白天工作和休息在楼上，会客在楼下。有时谈判也在会客室内进行，不少次还进行到深夜。所以当时的桂园既是毛泽东在重庆活动的中心，也是〖中〗国政治漩涡的中心。
和谈能成功吗？这是社会上普遍发出的问号。事实上，当时国统区大致可分为三种人：第一种是期望派，占多数。
由于人心厌战，人心思变人们认为谈判困难虽多，但大势所趋，期望能达成协议。第二种是摇头派，人数不少。他们认为国共两党厮杀了几乎二十年，和平是不可能的。这里头包括国民党右派、军人集团，亦包括，“战难和亦不易”的胡适之流。第三种是主和派人数不算多，属于国民党左派、社会有识之士、知识分子和华侨等。他们坚决主和，主张维护三夹政策如张治中、邵力子等。他们对和平存在强烈的愿望，以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毛泽东到重庆是轰动国内外的大事蒋介石的内心打算是另一回事，但他对此却是十分重视的。毛刚到重庆的第一天，就在当晚八时半由张治中邀请毛〖主〗席和代表团到蒋的官邸山洞林园，盛宴欢迎。第二天下午和毛泽东作第一次直接交谈。9月2日，又再次邀请毛泽东和代表团到官邸赴宴，会后，蒋、毛两人又作了第二次交谈。从8
月29日至9月3日，以周恩来、王若飞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同以张群、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为首的国民党代表团，不断交换意见，各项问题都接触到了，并由张治中和周恩来直接商量，初步确定了商谈的议程。
当时外间传说，蒋介石对谈判毫无准备，一切方案均由中共提出，蒋只好消极对付，派人敷衍等语。但这不符合事实，也小看了蒋介石。蒋介石对中共和这次谈判是胸有成竹，也是胸有成见的。蒋介石是个阴谋家，有他的一套。他当时的设想是：先由双方交换意见，摸中共的底，自己先不说话，然后提出要点逐一进行谈判。
谈判是异常艰巨的，一开始就出现了针锋相对、各不相让的对抗态势。q月3日，中共代表提出《谈话要点》并交给张治中等。内容共十一项：以和平、〖民〗主、团结为统一的基础，实行三〖民〗主义：拥护蒋介石的领导：各党派平等长期合作：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军队；严惩汉奸，解散伪军：中共参加受降：双方军队停止冲突，原地待命；结束党治，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作：政治〖民〗主化方面应包括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实行普选，调整行政区域及人事：军队国家化方面应包括整编全国军队，中共应有十六个军四十八个师，中共军队后勤由国家补给，集中于淮海流域及陇海以北地区，中共参加军委及其各部工作，设置北平行营及政治委员会，中共参加领导：党派平等合作方面应包括释放政治犯，取消特务机关，保障人民〖自〗由等。
蒋介石于同月4日，根据他和毛泽东的谈话以及王世杰提供的《今日交谈之结果》，亲拟了一份《对中共谈判要点》，交给张治中等。
蒋一开口就以极端傲慢的态度指出：，“丰共代表所提之方案，实无一驳之价值，既然同意实行三〖民〗主义及拥护我的领导，其余各条就互相矛盾，不该提出。”然后更具体规定：，“中共军队整编数字，应根据张治中、王世杰去年与林伯渠商定八至十个师，最高不得超过十二个师之数：解放区于抗战胜利后根本不应存在，如中共真能做到政令军令的统一则从〖中〗央至地方各级政府中共优秀人士均可参加：国民大会即将召开原选代表均有效，如中共愿参加会议，代表可增选。”
从蒋介石亲拟的这个《谈判要点》看是确实毫无诚意的。不过张治中等仍不得不据此和中共代表商谈。蒋、毛面谈和双方代表初步交谈是在山洞林园，不设记录，以后双方指定代表的商谈，均改在城内的1“桂园”和，“尧庐”蒋的官邸，双方都派了人担任记录，谈了十多次，合计在林园、桂园、尧庐三地先后商谈二十三次。
整个谈判尖锐、紧张、曲折、复杂多次濒于破裂。在国民党四位代表中，最积极、最活跃的是张治中。每到紧急关头，他都挺身而出，力图转圜。我眼看他活动频繁，劳心敝休，在室中时而冥思苦索，时而摇头叹息或则绕室彷徨，或则喃喃自语，显得饮食无心，坐卧不安。
经双方多次商谈之后，9月8日国民党代表对中共3日所提《谈话要点》作出了书面答复除了强调统一为〖民〗主的基础，暗示政令与军令的统一是不能退让的这一阴谋外，并具体答复：，“党派在法律之前平等，但平等并非均等：解放区须撤销，人员可酌用：惩治汉奸、解散伪军可同意，但须依法慎重进行：参加受降须在接受军令政令统一之后：冲突可停止但中共不得阻挠政府之接收工作：政治会议亦可不常设，仅由蒋〖主〗席召集国民党和各党派代表商讨决定有关事项，内容不预定：各省市的领导须依法任用如指令某省市〖主〗席、副〖主〗席必由中共推荐始得任用，即非真正接受政令军令的统一：中共整编军队数字最高额为十二个师不可变：北平政治委员会无设置必要，北平行营人人选不能由中共推荐：释放政治犯，中共可提出名单由政府主动办理：中统、军统只办情报，严禁拘禁、逮捕行为。”
从双方所提条件看，距离甚远，似乎达成协议是根本不可能的。
但是，如从事武力解决，不但为国内外形势所不许可，而且条件也不具备，只能力求妥协。问题的核心是军队的数字和解放区问题，如能暂时排除或减轻，则问题仍有解决的可能。所以经过差不多四十三天的拉椐战，日谈、夜谈、集合谈、个别谈，终于获得暂时的协议。
10月8日，张治中在军委大礼堂举行盛大宴会，欢迎欢送毛〖主〗席，到会五六百人，主要是国民参政员、新闻界、文化界、社会贤达，然后是国民党大官。在当时的重庆来说，这是规模最大的盛会了。
在会上，张治中有一篇热情洋溢的欢迎冉。他首先指出毛泽东到重庆来的重要性，为全国全世界人士所关注。然后说明双方商谈的情况，在大前提大原则上已完全一致，具体问题中70％已达成协议，其余的继续磋商，准备发表公告，让全国人民知道。最后还说：，“毛先生准备月内回延安去，所以今天的集会既是欢迎，也是欢送。毛先生来重庆，是本人奉蒋〖主〗席之命，偕同赫尔利大使迎接来的，现在毛先生回延安去，仍将由本人伴送回去。”
局势虽然诡谲多变，但谈判还是达成了协议。10月10是辛亥萃命三十四周年纪念日，就在这一天下午，国共双方在桂园签订了《双十协定》。即《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
难忘的1945年10月10日下午，这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重要的日子。不仅亲身参加谈判的代表感到协议得来不易，满怀喜悦，就是办理事务的人员，知道谈判内幕的我们，也是喜气洋洋，十分高兴。
从一清早，大家就忙开了，把小小的客厅和衣帽架收拾整齐，茶水香烟准备好，在会客室南墙“天下为公”的横幅下横摆着一张条桌，覆以桌布，摆上签字用的笔墨。会场简朴、肃穆、庄严。但没有邀请记者和任何人参加，所以具体情形当时报上并没报道。
下午四时许，一切准备就绪，双方代表先后到场，互相致意，并审阅了事先誊写好的《双十协定》全文，表示同意，就按名次先后签上自己的名字。他们虽然没有说话，但从脸上表情看，显得既严肃又高兴。全体代表中”只有张群因公外出，不在重庆，他的名字是事后补签的。协议的全文于同月12日在报上公布。
签字完成后，邵力子先生向双方代表建议：，“这次商谈，所以能够获得初步成功，达成协议，多有赖于毛润之先生的不辞劳苦奔波”应请他下楼相见。”大家欣然同意，于是毛泽异〖主〗席下来和大家逐一握手，互致祝贺…………，1945年11月，蔡远飞回到昆明。
这时候，昆明城里的气氛十分紧张。
因为就在前不久，国军嫡系精锐在杜聿明的指挥下用武力解决了滇军警卫部队，把，“云南王”龙云赶下了台。
龙云是蒋介石的拜把兄弟”18年来，云南地面上的政治、经济、军事、行政都由他说了算。抗战时期，不仅〖中〗央嫡系不敢招惹龙〖主〗席，就连美国人也要对这位土皇帝礼让三分。当地〖警〗察不仅敢揍〖中〗央军，就连军统特务也敢抓：地方保安团在路上设个关卡”国军过去要收费、美军过来也要交钱，真是在老虎头上拔毛苒角色，实在霸道。
于是，抗战刚结束，蒋总裁就对，“龙大哥”下了手。他先把滇军的四个军调到越南去受降，然后指派第5军对昆明城里的几个警卫团实施突袭，再把龙云弄上飞机、送到重庆去当了个有名无实的，“军事参议院院长”从此软禁了起来。
，“昆明事变”的总指挥是杜聿明，而杜聿明的临时指挥部就设在昆明岗头村的伞兵总队司令部。在此次，“战役”中”伞兵部队的任务是担任总预备队，由于行动进展比较顺利，这支预备队最终没能派上用场。
蔡远飞他们没有赶上，“昆明事变”但大家对事变的后果却有着深刻的印象昔日趾高气扬的滇军军官如今已变成了落翅的凤凰。国军巡逻队只要遇到云南口音的官员和商人就进行盘问搜查，稍有不顺，抬手就是一巴掌、张嘴就是“老滇票，真混蛋！”“滇票”是龙云发行的云南货币，原先比法币坚挺，可如今已经宣布取缔，成了一堆废纸一这时的云南人就和他们的纸币一样，不再值钱了。
不过，在1945年11月份的昆明，社会舆论最热闹的话题依然是《双十协定》。这个协定其实并没有什么切实可行的措施，但从内容上看，国共双方一致赞同，“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同意通过，“党派平等合作”的途径，“建设独立〖自〗由和平的新〖中〗国”同意整编军队、
削减武装力量…………，这让许多人对未来的和平充满了希望。
到了11月中旬，《新华日报》公开发表毛泽东的《沁园春？
雪》。几乎所有的报刊都转载了这篇诗作，一时间，昆明各界文人政客纷纷唱和，有赞扬的也有反对的。蔡远飞虽然不太懂得诗词，但也觉得这篇《沁园春》写得很有气势…………，可是，一些敏感的人却从这篇诗词里读到了另外一种意味。
《沁园春雪》所表现出来的桀骜自负和锋芒毕露，显示了毛泽东是一个不愿意屈人之下的政治领袖：而蒋介石则同样是个权利欲望极强的铁血枭雄，他连自己的副手都要提防、对自己的把兄弟都不肯放过，更惶论与敌对势力握手言和了一当这两个人同时站在政治角逐场上的时候，内战肯定是无法避免的。
因此，《双十协定》签订之后仅仅一个月，在伞兵内部就形成了一个共识：“放弃和平幻想，做好战争准备”一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随后的，“整编退役”活动中，陆军突击总队没有削减任何一名军官。
当时，蔡远飞也认为和平的希望十分渺茫。在他看来，达成，“和平”的唯一途径是国共两党都放弃对军队的领导权，真正实行，“军队国家化”
而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大街上依然还有人努力地呼唤着“和平”真心地期盼着，“〖民〗主”
和，“〖自〗由”的到来这些人大多是象牙塔里的学生。
在昆明，热衷于“和平〖民〗主〖运〗动”的学校主要是西南联大以及云南大学、联大附中和昆华女中”因为这几所学校里，“民盟”的教师比较多”经常举办一些讨论会和演讲会。蔡远飞曾经去旁听过几次，发觉他们除了批评和责备，并没有提出什么可行性的意见，所以渐渐地就不再去了。
虽然离开校园的时间并不长，但一年多来的经历，特别是在南京时期的所见所闻，已经使蔡远飞明白了政客们都是些什么样的东西。他不相信上层官僚会因为几句理想主义的空谈就放弃自身的贪婪，更不相信一纸提纲要领的，“双十协定”就可以限制个人私欲的蔓延。蔡远飞认为，只有权力才能够制约权力、只有武装才能够解除武装可是，怎样的机制才能让权力和武装得到合理的运用？什么样的措施才能使国家向着好的方向发展？他百思不得其解，始终找不到〖答〗案。
在这个时期，陆军突击总队的领导层进行了一些调整，最重要的变化是原先的李汉萍司令调走了，由，“军政部战车兵处”的处长马师恭少将接任伞兵部队的指挥官。
马师恭是黄埔一期生，陕西人，与杜聿明既是同学又是同乡，资格老”面子也大。他一上任就大搞论功行赏，伞兵队许多人的军衔都升了一级，刘农峻中校成了上校，姜键少校升了中校，就连蔡远飞上士也变成了蔡远飞少尉”大家都很高兴。
其实，刚开始，蔡远飞并不愿意当这个少尉。这倒不是因为他清高，而是由于上级有规定：具有青年军背景的士兵可以申请退伍，而在册军官则必须继续服役。蔡远飞是从青年军207师过来的，如果照旧当上士”他可以回浙江大学接着读书，可一旦成了少尉，他就只能留在军队里了。
让蔡远飞决定继续服役的原因是一张布告。那布告上说”伞兵部队计划挑选一批文化程度高、英语基础好、有培养前途的军官参加，“留美预备班”先在国内集中培训一年”然后送到美国空军学院进修三年一这个消息给了蔡远飞极大的鼓舞。一直以来，他都心存，“建设高素质军队”的美好愿望，他觉得，如果有机会到美国的军校去学习，一定可以在那里找到，“使权力和武装得到合理运用”的好办法。
11月份，参谋处宣布了，“留美预备班”的大名单，名单上总共有四十多个人，而最终能够到美国军校进修的却只有16个名额。这意味着预备班的学员有一大半将会被淘汰，竞争十分激烈。在这些，“预备留学生”中，蔡远飞的资历是最浅的，他的同学中不仅有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有屡立战功的抗战老兵，还有他的上司刘盛亨分队长，而班上资格最老的学员是总队参谋一科的少校科长钟汉勋。
蔡远飞知道，要想在这些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必须付出最大的努力才行。
“留美预备班”的校舍设在昆明北校场，也就是先前的青年军20
7师机炮大队的训练基地。年初的时候，蔡远飞曾经是这个地方的，“少尉教员”年底回来的时候却又成了，“少尉学员”而且这两次的少尉肩章都是崭新的世事真是难以预料。
选择北校场作为预备班的校舍，是因为这里距离西南联大比集近。
“留美预备班”的基础课程当然应该以英语为主，除了学习语法、
锻炼听写、翻译作文之外，还要了解美国的社会情况和生活习俗。受聘给军官们上课的是西南联大的教授，这些从美国回来的大知识分子都有股子美国派头，走上讲台，刚解释几个单词就开始批评时弊，从乡长骂到总长、从上士骂到上将，用中文骂了再用英文骂，骂够以后，摔门就走己面对着同一个〖中〗国，到了教授的嘴里就成了，“江山如此多黑”简直一无是处。
这样的教学方式当然不能符合军方的要求，于是只好换人。可换来换去，留洋教授的脾气都差不多，几乎没有哪个人能够连续上满三节课。搞到最后，军官学员们总结出一条经验，叫做，“铁打的教室”流水的先生”。
其实”大学教授们并非特意和军人过不去，只不过因为这么些年里他们都是这样抨击时事的，已经骂习惯了”n时半会地刹不住车。
抗战期间，云南在政治上有三大特色：地方军政、，“〖民〗主堡垒”和学生〖运〗动。说起来，龙云这个人对知识分子还是比较尊重的，只要不干涉，“土皇帝”的执政方略，大学教授高谈阔论、青年学生游行示威，他都持以宽容和保护的态度。所以，昆明的各大中专院校也就逐渐养成了一个习惯”除了龙云〖主〗席，对其他人统统可以乱骂。
虽然都是骂，但教授们各自的特点却并不一样。
一类是，“正统派”比如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查良钊、雷海宗之类，他们都具有国民党的身份，有的还是〖中〗央委员或者监委，所以发言的时候经常批评延安，很少指责重庆：另一类则是，“〖自〗由派”逮谁骂谁，既骂共党也骂老蒋，其中有钱端升、杨振声、伍启元、华罗庚和冯友兰等等一大帮：专骂执政党的，“激进派人物”其实并不多，但号召力却很大，他们主要是抗战期间从香港回来的，“民盟”成员，风头最健的要属李公朴和闻一多，每次演讲都是人山人海，挤得会场内外水泄不通。
骂人不好，可话又说回来了，当时的政局也确实让人心烦，不仅惹得秀才开骂，就连丘八们也在骂。
在昆明北校场，除了伞兵的“留美预备班”、还驻扎着另外一个训练单位，名称叫做“第二编练处军官总队”“顺便说一句，有的文章把他们说成是，“第二军官总队””这不准确，真正的，“军政部第二军官总队”应该在四11合11
，“第二编练处军官总队”属于陆总昆明司令部，编练处长是何绍周、总队长是盛家兴，所以又被称为，“周兴部队”。
当时，社会上有个“五毒”的说法，即所谓，“国大代、军官总、青年从、新闻记、伤兵荣”。这“军官总”指的就是军官总队的学员，他们的特色是经常打架闹事”“不上前线打仗，专在后方打人”。
“军官总”的成员圭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被撤销编制的部队的军官，二是部队整编时淘汰的军官，再就是因个人原因不能随原部队移防的军官，总之都是些，“失业军官”。
过去，国军的惯例是，“吃空额”部队的士兵实数只有编制的一半。抗战胜利后，政府整编军队，把以前的水分挤一挤，井果是当兵的不够数、当官的却有富余，于是就把这些多余的军官集中起来，培训一番，另行分配。
至于分配的方向，少部分人或许有可能进入军警系统，而大部分人都必须回老家，参加“返乡军人会”可问题是，“返乡会”的薪水只有军队里的一半，按当时的通货膨胀水平，连自己吃饭都要饿肚子，就更别指望养家了。这个待遇使得失业军官们十分不满：“丧尽天良！
打仗的时候让我们卖命，发财的时候就不要我们了………………”
于是乎，在北校场训练基地，蔡远飞他们每天都可以观赏到，“骂人表演”。
西南联大的洋教授在教室里拍桌子大骂：“独裁！专制！”军官队的土丘八就在操场上叉着腰跳脚：，“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爷投八路！”教授们在屋内声泪俱下：“〖民〗主无望，水深火热。”失业军官在外面榫舞拳头：“活路走不通，去找毛泽东！”真是好玩极了。
不过”“军官总”虽然能和读书人骂成一堆，却走不到一块。
1945年11月25日，西南联大的学生在校园里开大会，邱清泉第5军的政治部组织了一帮特务军人去捣乱，用对天鸣枪的手段驱散了聚会民众。第二天，昆明各大中学校举行罢课抗议，为了防止第5军再来搞破坏，学生们关闭了校园大门，还组织了纠察队。
西南联大的新校区位于北校场以南，刚好处在训练基地与昆明市区之间。12月1日上午，“第二编练处军官总队”的一伙人准备到昆明城里去玩，经过联大校门的时候，学生纠察队以为这些军官是来捣乱的特务，就趴在门楣顶上骂他们。
这还了得”“军官总”原本就是一帮无所事事、无事生非的角色，成天正琢磨看到哪里找岔打架呢，他骂别人还差不多，岂能让别人稀里糊涂地骂几句。于是，双方就打了起来。
刚开始，“军官总”砸石头、学生们丢砖头，双方势均力敌。可打来打去，不知哪个混蛋二百五掏出几颗手榴弹，一家伙就扔到校园里去了，结果当场炸死三个学生和一个教师，炸伤了十几个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一二F昆明血案”。
学生被杀，事情闹大了。昆明城里的校长和老师们全都站了出来，无论是正统派、〖自〗由派还是激进派，大家异口同声：，“还我学生，还我孩半！”
蒋委员长没午办法，只得命令昆明军方限期破案。
第5军主管军训的赵家镶参谋长跑到北校场来追查凶手”“军官总”又端枪又抬炸药包，堵住大门瞎起哄，差点没把赵参谋长给绑架了。邱清泉没办法，只好找了两个死刑犯冒充，“军官总”还让他们招供说是共产党给了经费什么的………………
可知识分子也不是那么好欺骗的。几个搞法律的、搞心理学的教授随便问一问，立刻就把那两个家伙问得露了馅。于是，大报小报全都登出号外假的！假的！“邱清泉一着急，干脆把嫌疑犯提前枪毙了，想来个死无对证。西南联大对此当然不答应，双方闹到最后，昆明警备司令关麟征和云南省长李宗黄都被撤了职，这件事情才算告一段落。直到今天”“一二？一血案”的，“真相”依然是个争论的话题。
在马甲看来，这件事，如果往深里分析，时代背景和政治原因确实十分复杂：可如果往简单里说，就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遇到，“军官总”更加说不清。
被“军官总”这么一折腾，伞兵们也没有办法安安心心学英语了，只好先到巫家坝机场练跳伞。
到美国空军学院进修的人必须具备，“伞兵证章”的资格。当初，蔡远飞只跳过一次伞就上战场了，自然没有得到那个椭圆形的胸牌。现在，钟汉勋、刘农峻他们这批新调来的军官正在进行训练，蔡远飞也就跟着大家从头学习。
其实，重练一遍是很有必要的。因为，“留美预备班”的器材换了新装备，由原先的T4型伞换成了现在的T5型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