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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夜人的人选历来是由钥匙穿梭时空选择的。
最初时，因为有已实现自身愿望的就职前提在，巡夜人是没有酬劳可拿的。至于巡夜人从什么时候开始有酬劳的，镇民手册和影像里没有记录，所以陶小霜也不知道，她只知道自己是有工资的，数目还很丰厚。
不过，因为和镇民如同日夜交替般永不相见的特殊性，巡夜人的工资不发银基尼——迷雾镇上使用的银币，而是采用记账制；记得也不是基尼，而是路牌。
具体来说是这样的：按照发给巡夜人的地图，路牌被分散到迷雾镇的各处，巡夜人巡夜的范围越大，能得到的路牌就越多；而离巡夜人的降落地点小屋越近，路牌代表的基尼数目越少。当然，这个少是相对的——陶小霜前三夜里都没巡出镇广场，总共只拿到12个路牌，镇议会寄给她的账册里她3天的工资合计50个银基尼，而那8个纯羊毛线团的售价是5个银基尼——如果是在上海，8斤上好的纯羊毛线至少要花200块人民币，还要有工业券人才卖给你！
巡夜人的工资这么丰厚，又不用在镇上吃喝睡，连制服都是配给的，对于陶小霜来说，无论是路牌还是基尼，作用似乎都只有一个——那就是买！买！买！
从此以后，只要每晚引月前装满运宝箱，那么醒来后只需要一闭眼的功夫，她立马就能钱包鼓鼓不说，还能和有钱也买不到东西，买什么都要数票看证的憋屈日子挥手说再也不见！
事实上，在第三夜里——也就是知道路牌的作用的当晚，陶小霜就迫不及待地开始自己的购物行动。
她先在一间杂货铺的商品名录里看中一款彩虹毛线——就是那8个毛线球。写信购买后，昨晚那8个毛线球就送货上门了。因为小屋只有巡夜人能进，所以这里的上门指的是从镇议院里放进木箱。
所谓的彩虹毛线，按那份商品名录里的说法，就是把彩虹七色配齐后打包出售的毛线组合。名录里还贴心地注明：这一款毛线是镇民们不太喜欢的浅色系，杂货铺忍痛降价出售，价格打8折的基础上，还搭送一个白色的毛线球。
其实，这些毛线要是大红大绿的，在这几年上海乃至全国人人都穿‘老三装’的大环境下，陶小霜还真不敢买了。可在杂货铺目录的附图上，彩虹毛线那浅红葱绿淡紫鹅黄的毛色看起来既好看又不惹眼，它还打8折！它还买7送1！
陶小霜看着就心痒，这就是货正对版，不买不行呀！
所以，翻完杂货铺的商品目录后，她立刻就写信定下了一套彩虹毛线。然后，翻着镇上几家酒馆布店磨坊寄来的目录，陶小霜开始了自己一发不可收拾的‘不买不行’，直到账册上那50个银基尼被她花得只剩下1个，那晚的购物之旅才意犹未尽的结束了。
对于彩虹毛线，她原本是这样打算的：等过几天找到机会，她就把这些毛线‘洗白’了，然后拿回家，让家里总为布票犯愁的大人们好好高兴一下。哪知道她还没来得及去仔细想‘洗白’的办法，就得先在寻人的计划里用上一个了。
读书室里，陶小霜只为那要用在计划里的毛线球肉疼了几秒钟，就回过味来——迷雾镇可不是上海，她和孙齐圣一夜挣的路牌就能买上10组彩虹毛线，她完全不用可惜的呀！
这样一想，陶小霜幸福到差点要产生*已经实现的错觉。她把下巴搁在手背上，脑子里浮想联翩，直笑得合不拢嘴。
这样傻笑了好一会，她才回过神。其实就是不去想以后的好日子，光是想到刚才毛线球凭空出现在自己手上的那一幕，陶小霜就感觉特别兴奋。
要不再来一次‘到我手上来’，陶小霜跃跃欲试。正准备再‘运’出一个毛线球。突然，她想起一件事来——运宝箱的运宝是只能运出不能运回的！
那样的话，多‘运’出来的毛线球就只能塞在挎包里，等会实施计划时会很打眼的；再牺牲一个毛线球，陶小霜又舍不得，该怎么办呢？
正犹豫不决，房间里突然响起咕噜的一声——陶小霜的肚子饿得叫唤起来。
该吃午饭了，要是孙齐圣现在就在这里的话，就可以吃大餐了。陶小霜低头摸摸瘪瘪的肚皮，要不，自己先吃？脑子里刚冒出吃独食的念头，陶小霜的眼前就浮现出孙齐圣在凭空变出的大餐面前目瞪口呆的样子。
“噗嗤”她不禁笑出声来，“到时那猴精肯定又傻又呆！”
孙齐圣老爱戏弄自己，哪怕为了吓他一跳，这大餐就得我俩一起吃才行。用这个理由说服自己放弃美餐一顿的想法后，陶小霜开始收拾东西。她把线球放进纸箱，把纸箱塞回挎包。挎上包，拿上‘原址’，陶小霜咽着口水去还了书。
离开图书馆后，她在街边的一家饮食店里买了几块炸粢饭糕来吃，就算是这天的午饭了。
……
下午三点，日如火球，目不可视。
翻滚的热浪在弄堂里肆虐，穿堂而过的长竹竿上晾晒的湿衣服蒸腾出肉眼可见的白烟。
大华里弄居委会的铁门前，里委书记王德桂和三个居民小组长闲聊两句后，就笑着说：“老张，小毕，春姐，晚上还得去8组那边送喜报，你们下午在家注意休息。”
“知道了，王书记。那这些大家伙放哪里？”被王德桂叫做小毕的毕家宝问道。他刚四十出头，正当壮年，四个人里数他的力气最大，所以最重的那对大锣就由他一路拎着。
花了一个中午的时间，四个人打着锣和敲着鼓上门欢送了3家的喜报，现在谁不是又累又渴。要是往常，这些东西直接就搁在杂物室里好了，可今天……
王德桂转头往身后看去。透过半掩的铁门，只见里委一楼的走廊里，昨天参加大游行的各种行头放得是乱七八糟，连个落脚的地方都看不到。她回过头，苦笑道：“就堆在门后吧，反正晚上还要用。这几天，真是辛苦大家了，上楼喝口茶吧。”
“不了。书记，我们就先回去了。”
“对，家里还有事得回去才行。”
老张和春姐都是年过半百的退休工人，家里事多，放下东西就走了，毕家宝则抹把汗跟着王德桂上了楼。
“小毕，快坐，我去倒茶。”王德桂拿钥匙开了会议室的门后，把毕家宝先让进去，自己则去隔壁的办公室拿了茶罐过来。
“喝浓点吧，能提神。”毕家宝点头后，王德桂在他的杯子里放了两小把茶叶。
泡茶的水是早晨里委开会时打的，到现在已是温热。拿起茶杯，毕家宝仰着脖子牛饮几口，茶水一下肚，他就觉得嘴中的干渴感大减，“这茶好，比厂里的咸汽水解渴。咦，王书记，你怎么不喝茶？”
王德桂拿出的这罐茶叶是现采现炒的毛尖——她儿子上半年到河南信阳出差时带回来的。这茶肯定是好茶，可王德桂没往杯里放，她喝的就是一杯白水。
“我这两天茶喝太多了，再喝，只怕今晚觉都睡不着。”说完，她皱着眉直摇头，这再好的茶喝多了也不行。王德桂在大华里委做支部书记也有7、8年了，像今年这么忙的时候也有，但这么乱的时候却前所未见。
自7月份，市革委会在虹口体育场召开‘上海市1966届高初中毕业生上山下乡动员大会’后，整个上海都忙翻了天。先是开会，传达会、报告会、学习会、动员会，等这些会开完，从顶头的市革委到基层的街道办事处，各个单位的毕业分配工作组在一片兵荒马乱中纷纷成立起来——大华里委所属的吉安街道也找了个办公室匆匆挂上了‘毕工组’的牌子。
接下来，就轮到王德桂这些里弄干部去街道毕工组开会了。会后‘说服城里干部和职工把孩子送去上山下乡’的工作算是落实到里委了，于是人人忙得脚打后脑勺。
王德桂愁容满面，毕家宝脸色也不好，“书记，我只上过扫盲班，墙报什么的我也看不懂。要不，你给我讲讲这分配的事？那毕工组不是说四个面向嘛，怎么传达到我们厂里，就全是‘上山下乡’呢？不是还有面向工矿吗？”
王德桂愣了一下，想了想她问道：“小毕，你家里最大的孩子也才12、3岁吧，这毕业分配的事还早呢？你怎么……”说着她见毕家宝喝得只剩个杯底了，就给他续了水。
“书记，你太客气了！”毕家宝忙站起来道谢。坐下后,他挠挠头道：“我家里是没有的，可是亲戚家有呀。我数数……5个、不、有6个孩子这两年里都在家里等着分配了。”
“小毕，你要知道，建设新农村需要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中学生就很合适。”
王德桂喝了口水，正准备细细分说城市青年投身上山下乡事业的绝对必要性以及先难后易的道理，就听见一楼的大门外有人在喊：“里面有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