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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蒋介石授意,"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与周宏涛共同约见空军政治部主任徐焕升。徐报告:空军于1946年以后,即设有一个对外不公开、对内公开的"财务公开监察委员会",设置该机构的目的是保管自航委会时期开始的历年结余经费,总共有美金近7万元、黄金10.1万多两、港币74万余元、银元5.5万余元以及台币575万余元。所有公款都存放在前广东空军司令黄光锐设在广东信托公司的户头,其中存放在香港的有美金45万余元、港币81万余元、英镑1.1万余元,周以德所指的45万美元,正是其中一笔,从未使用,有案可稽。至此,周至柔始证明了自己的清白。换言之,毛邦初为一己私利,利用"政府"争取军援而未获的"良机",借美国政治家之口诬告周至柔、要挟蒋介石的企图未能实现。
毛邦初见诬告周至柔不成,即开始向蒋介石叫板。1951年1月4日,毛氏令其部下--抗命不归的驻美办事处人员向惟萱向美国联邦调查局宣称:中国商业公司采购的雷达,有转运资助中共之虞,致使美国国务院吊销了向中国商业公司出口雷达的许可证。此事令蒋介石和宋美龄非常震惊和气愤,宋美龄强调:"空军要加强防御战力,非借助雷达不可。"后来美国国务院"巧施"金蝉脱壳之计,建议蒋介石以"中华民国"政府名义向美国购买军用品而不经过中国商业公司,此举使毛邦初、向惟萱的阻挠失去了意义。
谁知未久,毛邦初又五管齐下,将事态扩大:一是召开记者会以揭露周至柔总长的罪恶;二是公开抗拒蒋介石要其回国的命令;三是继续贪污挪用公款,不仅将数百万美元的公款转存到瑞士银行其私人账户,还买了00万美元的美国不记名可兑换国债;四是以周至柔贪污45万美金公款为由拒绝办理移交手续;五是将"中福行购油案"曝光于美国媒体《华盛顿邮报》,以损害"中华民国"政府形象。毛氏所为,激起轩然大波。至此,蒋介石始正式下令将毛邦初停职处分并限令回国听候查办。
"毛邦初案"爆发之日,正值美国参议院讨论军援台湾之时,故美方对蒋予"毛案"的处置十分关注。美国驻"中华民国"公使蓝钦建议"外交部长"叶公超采取紧急措施,敦促毛将公款账册及档案交出,如毛拒交,可征询律师意见,由律师展开诉讼程序。蓝钦还建议:"毛案"如循法律渠道解决,则"中华民国"政府必须首先取消毛邦初的外交官身分,即剥夺其外交豁免权,如此,即使美方给予毛政治庇护,也可以追究其法律责任。
由于毛邦初对台湾方面的敦促置若罔闻,并一意孤行,蒋介石不得不亲自主持会议,决定派员赴华盛顿兴讼,循司法渠道对"毛案"进行处理。
1951年9月8日,周宏涛及查良鉴、夏功权等5人携带大批相关文件飞往美国,拟对毛邦初提起民事诉讼。10月日周宏涛等数人抵达华盛顿后,风闻毛已把公款转移他处,根本不打算移交。周、夏、查等人经缜密调查,得知毛在美任职6年期间,大肆挥霍,不仅奢侈地花光了580万美元的办公经费,而且还超支8万美元。并查证,毛挪用公款和一中国古董商合伙在芝加哥开设一家商店,还在美国西岸开了一家商行做生意。
1951年11月14日,诉状经律师递至华盛顿地方法院,要求法院令毛、向两被告10日内禁止动用或贷出款项及转移文件;将全部公款和文件交还"中华民国"政府。两小时后,法院发出命令,通知毛、向两人5日后到庭,然毛、向两人此时已避居纽约到了李宗仁的府上。
1951年11月19日,即华盛顿地方法院原定"毛案"的开庭日,毛邦初通过律师在纽约发表声明称:蒋介石已非"中华民国"合法总统,而是篡位者,李宗仁才是合法总统。故华盛顿地方法院依据蒋"政府"提出的诉状采取法律行动是不合法的。11月4日,美国各报登载了李宗仁于11月9日致华盛顿地方法院的信,信中称自己才是中华民国的合法总统,毛邦初及向惟萱的职务是由他任命的,故蒋政府所提诉讼无效。11月9日,联邦法院开庭,判决:立即封闭空军驻美办事处,延长禁止毛动用公款的时限。
195年月,大势已去的毛邦初未待法院最终审决,改名王景纳斯,携款潜逃到墨西哥。台湾当局向墨西哥交涉引渡毛邦初,毛于195年8月9日被墨西哥警方逮捕,但墨政府基于政治考量不批准引渡申请,而1954年6月日,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法院判决台湾当局胜诉,可向被告索还近66万余美元,凡在美国与瑞士等地各银行中毛名下各种货币、存款与国库券均归台湾当局所有;其他试图追回公款的从属诉讼案则持续进行。由于毛在银行公款除190万美元无记名美国国库券外,大抵已追回,台湾当局毛案专门委员会最后决定尽快结案,以节省律师与其他办案费用。
1955年5月间,墨西哥法院将毛开释。1958年末台湾当局与毛邦初达成和解,毛留下部分公款,交回其馀国库券,其他从属案件一律不再追究。至此,轰动一时且令蒋介石头痛不已的"毛邦初事件"终于画上了句号。
这件事激起了蒋经国的斗志,他决心要给毛人凤点厉害看看。这时,毛人凤的宿敌,国民党情报老手郑介民向蒋经国献了一计:开办训练班,召训新生及复训保密、内调两局现有干部;在此基础上,将两局人员混编,以打破两局长期以来的半敌对状态,建立现代谍报体制,结束私人割据的局面。
这是对谍报系统的根本改革,也是对毛氏的“独立王国”的根本动摇,非同小可,蒋经国不敢擅自拍板,必须蒋介石点头。而要蒋介石点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蒋经国还是不露声色,采取挖墙脚的办法,来了个釜底抽薪。他将保密局二处处长叶翔之拉拢过来,委以重任。这样一来,保密局内的众骨干也纷纷“跳槽”。众叛亲离后,毛人凤就只剩个光杆局长。但毛人凤也不是省油的灯。他得知蒋经国的行动后,一不做二不休,以蒋介石提倡的“整肃纪律”为由,将叶翔之收受贿赂170根金条的罪证搜齐后,准备亲自呈报给蒋介石。
叶翔之慌了神,哭哭啼啼地找到蒋经国。蒋经国一惊,忙安慰道:“叶处长不用担心,总统那里我去说。这样吧,你来我这里,担任大陆工作处处长。”旋即,他亲自赶往蒋介石处,称:“保密局有个高级特工叶翔之,由于家庭生活困难,收了一点礼,毛人凤便要严办他。我觉得此人是个人才,过去在大陆完成了许多重要任务,又是初犯,且已经退了贿礼,能不能网开一面,让他戴罪立功?”
蒋介石本来就想栽培儿子,今见蒋经国亲自说项,更认定叶翔之可以重用,当即便同意蒋经国的请求。不曾料到,蒋经国手握尚方宝剑前脚刚走,毛人凤随后便把叶翔之的材料送来了。
不料蒋介石看完材料后却大为生气:“你们到底怎么搞的?叶翔之明明是一个好官员,为什么非要整他?”
毛人凤哪敢置辩,灰溜溜地走了。他再一次领教了蒋经国的厉害,终于明白他自己是斗不过蒋经国的。他有点绝望了。
心灰意冷的毛人凤突然想到了宋美龄。自从“打虎”事件后,宋美龄和蒋经国因为权力之争,已渐生龃龉。她知道蒋经国上台,对宋家人十分不利。而毛人凤的特务系统好歹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势力,有他存在,多少可以牵制蒋经国的行动。所以宋美龄答应了毛人凤的请求,替他在蒋介石面前说了好话。经过宋美龄的调解,蒋经国总算收回了要搞垮保密局的打算。然而,他和毛人凤之间的关系却一直十分紧张。
1954年,蒋介石再次改革情报系统,一方面设立以郑介民为局长的“国家安全局”,撤掉“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该局直属于蒋经国任副秘书长的“国防安全会议”,由于主席和秘书长都是兼职,蒋经国成为“国家安全局”的实际领导者;另一方面以原保密局为班底分别设立仿照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模式的“国防部情报局”和仿照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模式的“司法行政部调查局”。
此外,像宪兵部队、大陆工作会、海外工作会、驻外武官处等情报机构均定期向“总政治部”及“国家安全会议”报告,接受督导。至此,蒋经国成为全岛超过5万特工人员的“共主”。蒋经国掌握的情报系统,严格执行蒋介石“保密防谍”的旨意,延续了1949年5月以来的“非常戒严”气氛,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毛人凤侥幸逃过了被清洗的劫难,却再也无力挽救军统的衰败之势了。蒋经国取代了他成为了台湾的“特工王”。
毛人凤哪里是个轻易被放平的人,眼看自己几十年苦心孤诣营造的特工系统日益消散,不禁毒气攻心患上肝癌,到医院检察已成晚期,无药可治了。老蒋念及他毕竟为他的“党国”效过力,就送他到美国治疗,无奈癌症已到晚期,不久病情恶化。毛人风在台湾满怀着对人民对共产党的憎恨之情,也怀着对自己权力丧失的遗憾,走到他罪恶一生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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