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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说第一兵团司令官黄杰接到白崇禧长官的电令后，即派兵团部外事处长毛起鹒持专函前往越南峙马屯与法方交涉入越事宜。十二月十二日上午八时，毛起鹒回来向黄杰报告了与法方洽商的入越初步协议，其内容为：
一、同意派参谋长何竹本、外事处长毛起鹒赴谅山、河内或西贡，专送文书与接洽。二、联合消灭胡志明的问题，现尚无权决定，因胡志明在保大帝眼中仅系叛逆，而且前所需商谈者，为地方性问题。三、假道海防至台湾问题，同意分为五百人一组，在预定地点将武装交付封存，由法方护送至码头，由台湾方面交涉发还。关于所经路线，由法军负责一切安全，我方保证军纪严明，并由我方军官带队。四、食粮补给问题由法方供应至离埠时为止。五、银洋问题，到河内商谈合理解决的办法。六、凡国民党军队及省驻军，均由黄司令官负责调遣假道。七、准备先行开放谅山，让眷属五百人进入，由法方负责给养。
上述各项，黄杰等高级将领均认为“平允合理，可行”。黄杰遂于下午三时派参谋长何竹本，外事处长毛起鹒再度赴峙马屯与法国驻谅山边防军司令康士登上校就上述协议签字，成为有效的文书。
“小诸葛”的如意算盘，自然瞒不过要把桂军歼灭于广西境内的解放军。十二月八日，二野第四兵团第十三军从防城沿海向东兴西进，断敌外逃之路。四野第十五兵团之第四十三军及第十三兵团之第三十九军、第四十五军则直插边城上思、思乐、馗塘地区，迫使桂军后卫部队第四十六军第三三〇师投降。该师师长秦国祥乃白崇禧亲信将领，由白崇禧一手提拔，并被资送到美国西点军校深造。白崇禧飞离南宁前夕曾召见秦国祥，面授机宜。秦师长掩护桂军南逃，负责断后。没想到十二月十日全师刚抵明江，便被解放军截住包围，被迫率所部一千六百余人投降，这又是白崇禧所始料不及的。
蒋介石、白崇禧与黄杰（后立）
十二月十一日下午，解放军四野第一一五师主力第三四三团从馗塘出发，指战员们冒着倾盆大雨，奔袭镇南关（今友谊关）。于下午六时三十分顺利地占领了祖国的南大门——镇南关，从而堵死了桂军南逃的大门。四野第四十三军则继续追击黄杰兵团。十二月十二日晚至十三日清晨，四野第四十三军前锋部队在香岩、板圩一带咬住黄杰兵团之第十四军的六十三师，在同浪街以北又追上第十师。黄杰兵团第九十七军的三十三师及二四六团亦在隘店以北与解放军激战。
黄杰此时的指挥所已抵隘店。他率随员数人，在国境上焦急地踱步，一会儿看看腕上的手表，一会儿迷茫地看着国境的那一边。隘店的对面是越南的峙马屯，两个高地之间，仅距约五百米。隘店这边陲小镇，竟有各种店铺数十家，居民大都已逃匿一空，只有那坐落在街头的龙州督办公署的房顶上还凄凉地飘着一面中华民国的国旗。对面的峙马屯，筑有法军碉堡数座，飘着一面三色法国国旗。联结隘店与峙马屯的是一条隘谷。这条巨带似的隘谷，便是中越国境线。
身后的枪炮声和喊杀声惊天动地，几柱浓烟冲天而起。黄杰眉头皱得更紧了。他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出生于湖南省长沙榔梨乡。 民国十三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参加过东征、北伐、抗日诸役，均著战功。民国三十二年夏，他衔命率中国远征军从云南大举渡怒江，反攻滇缅边区，与驻印盟军会师，打通西南国际公路。民国三十八年一月，黄杰出任国民政府国防部次长。七月，湖南省主席程潜酝酿和平起义。八月一日黄杰奉命自广州飞长沙迎程潜南下就考试院长之职，程潜避不见面。黄杰飞返衡阳，程潜、陈明仁即宣布起义，黄杰无功而返。八月八日，黄杰奉李宗仁代总统之命出任湖南省主席，兼湖南绥靖总司令、第一兵团司令官。
湖南和平起义后，已大部分解放。黄杰只得飞到湘西芷江就省主席之职，旋往邵阳指挥第一兵团。原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起义后，一部分官兵跟随起义，其余部分仍为白崇禧效命。黄杰率领残部于十月十七日跟白崇禧退入广西全州。十一月五日，白崇禧在桂林榕湖公馆召开军事会议，提出了他的上、中、下三策。黄杰、李品仙主张向西行动转移至滇黔边境，进入云南。而夏威、张淦、徐启明等则力主向南行动，至钦州湾转运海南岛。会上争论激烈，无法统一，最后由白崇禧裁决采取全军向南移动，至钦州湾转运海南岛的上策。至于入越的下策乃是迫不得已而为之了。
蒋介石当然不愿意看到桂军完整地转运海南岛。他获知白崇禧的计划后，即于十一月十六日电召黄杰到重庆面授机宜。因黄杰出身黄埔，是蒋介石的爱将，当然是不能为白崇禧所利用的。黄杰飞重庆谒见蒋介石后，即电白崇禧“总裁令职部策应贵州方面友军之作战，先以有力一部取捷径向宜山南丹急进”。第一兵团兼顾贵州，完全打乱了白崇禧进军海南岛的计划。十一月中旬，黄杰兵团援黔的一部还未到而贵阳已失，白崇禧遂调该部回防柳州以北地区。十一月十八日，黄杰的前线指挥所移驻柳州。他指挥所属第七十一军在沙浦、柳城、罗城、天河、柳州、宜山一带抗击解放军，掩护柳州撤退。二十四日，黄杰退往迁江，所部第十四军的六十二师在柳州被解放军全歼。尔后，黄杰由迁江至宾阳，十二月二日，将指挥所移驻八塘，令第十四军军长成刚守昆仑关及思陇圩一带。白崇禧于十二月三日上午十时飞离南宁，黄杰于十二时退到南宁。十二月四日下午一时，黄杰退到吴圩，是日晚，解放军进抵南宁。十二月八日，黄杰退到明江，他在这里接到白崇禧的最后一份电报。此时，他的第一兵团经解放军的一路追击，仅剩下五个能作战的团了。
黄杰此时在隘店街头徘徊，方寸已乱。入越商谈的何参谋长和毛处长还不见归来，而解放军追兵已至，在附近抵抗激战的各师、团长不断派人来报告，已无法坚持，何去何从请他速做决定。作为一名身经百战的将军，他从来没有这么痛苦过，这么慌乱过，这么举止踟蹰过。他不是没有过率部出国作战的经验，想当年，他率远征军出云南渡怒江时，曾赋诗云“衔命边关去，扬鞭马若飞”。那豪迈的意态，有如当年诸葛武侯五月挥师渡泸的气概。而今他伫立边关，心乱如麻。他多年效忠的党国已经崩溃，他统率的军队溃不成军，前临异国，后有追兵，前途难测！除残部外，还有跟随他从湖南、广西一路逃难出来的数千疲惫不堪的家眷。他不知道要把他们领向何处……
“轰——”又一发迫击炮弹在他身后不远的地方爆炸。一名满脸硝烟的作战参谋奔到他面前报告：“司令官，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他又一次看了一下腕上的手表——十三日上午九时十五分。何参谋长和毛处长还不见回来！他把牙一咬，说了一个字：“走！”
黄杰率指挥所第三组官兵，步下隘店市街，朝那条蛇谷走去。他走得很慢，五分钟后，他的双脚已到了国境线边沿，那面傲慢的三色旗就在眼前迎风飘扬。他蓦然回首，身后隘店龙州督办公署房顶上的那面中华民国国旗，似乎离他已很遥远，隘店周围的丛林与青山，正在燃烧。他的那颗心也在燃烧，英雄末路，而又流落异国他乡，经验告诉他：离乡背井是件最痛苦的事！他是一边抹着眼泪，一边踏上异国的土地的。在迷惘与空虚中，他离开了可爱的祖国。
一支混乱不堪的残部，大批瘸腿断胳膊的伤兵，边走边抹眼泪的白发苍苍的老人，低声抽泣的年轻妇女，哭声沙哑的孩子，夹杂在向谅山溃逃的人群中。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先头部队，以破竹之势击溃黄杰兵团的掩护部队后，穷追至国境线旁的隘店。解放军指战员们登上山头，向逃入越南的国民党残军和眷属喊话：“弟兄们，不要跑了。都是中国人，回到祖国来吧！”“弟兄们，你们的亲人在等着你们啊！”群山把这些来自天南地北的口音传播到异国的上空，回荡在山野草木之上。有的人跑了回来，大多数人仍亡命而去……
白崇禧给滞留越南的桂系残军将领的亲笔信
逃入越南的黄杰兵团残部，当晚在越南的禄平露天宿营。
在黄杰兵团残部逃入越南的同时，一部分广西地方保安团队及国民党地方政府官员、眷属和学校师生等八千余人也麇集边陲重镇龙州，准备逃往越南。他们当中官职最大的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广西省政府代主席王赞斌。王赞斌，字佐才，广西凭祥人，早年曾任桂系第七军副军长，民国三十七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一九四九年十一月，正当解放军挥师入桂之际，白崇禧为了实施其“总体战”，乃命任广西省政府主席十九年的黄旭初，将省主席职位让给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李品仙。当时，广西省政府已迁到南宁，省会桂林已经解放，国民党省政府机构已作鸟兽散，李品仙没有接这个徒有其名的空摊子。白崇禧只得命人把王赞斌找来，将广西省政府主席的印交给王赞斌，由王代行其“职权”。王赞斌接过省政府大印，率领一小部省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匆匆向南逃去，妄想把省政府的牌子挂在桂越边境的大山中，与逃到海南岛的白崇禧遥相呼应。与王赞斌同时逃到龙州的军政要人还有桂林绥靖公署高参室主任肖兆鹏中将、第一二六军军长张湘泽中将、参谋长覃惠波少将、广西第七行政区专员伍宗骏少将、第四十八军第一七六师师长邓善宏少将及专员陶松、县长区震汉等人。此外还有与白崇禧早有来往的越南国民党党长武鸿卿和越南复国同盟会主席黄南雄及其随员等。部队则有第四十八军之第一七六师。该师在衡宝战役中，被解放军歼灭。白崇禧退回桂林后，即令重新组建，以第四十八军之第一七五师少将副师长邓善宏升充师长，由广西省保安司令部拨三个保安团编成，师司令部及师直属队成员则由原第一七六师留守后方兵员开往龙州组成。邓善宏奉命到龙州后，即着手就地编组部队。
其时逃到龙州的尚有张湘泽率领的第一二六军的残部、第四十六军的查文华一团及广西省保安司令部的保一团、保三团，另有独立团和桂林绥靖公署警备营等。这八千余人的庞杂队伍，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八日拂晓，开始从龙州仓皇出逃。行前，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广西省代主席王赞斌将其家眷托与家住龙州的好友李绍安代为照顾。第一二六军参谋长覃惠波因与王赞斌曾有部属关系，乃劝道：“佐公，何不携眷同行？”
王赞斌凄然叹道：“此去前路茫茫，吉凶难测。将来如有安定的去处，再设法接去不迟。”
不料王赞斌此一去竟与他留在祖国大陆的五个子女成了永别。聚集在龙州的桂系残部，军民混杂，拂晓出发后，于次日抵达广西边关水口。共产党游击队已据关扼守，进行狙击。桂系残军将游击队击退，夺路而逃。当他们渡过中越边境上的峒桂河，即将踏上越南领土时，不禁一个个又回过头来，恋恋不舍地眺望着屹立在边塞上的祖国雄关故土，潸然泪下。第一二六军参谋长覃惠波少将含泪吟出了“临风挥涕泪，前路感茫茫”的诗句。
黄杰兵团残部逃入越南次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发表声明，指出了逃往越南的国民党残余部队正企图把越南当做遁逃所和卷土重来的基地这一事实，并警告说：“不管战败的国民党反动军队逃到什么地方，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都有权力过问。”同日，胡志明主席领导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黄明鉴也发表关于保卫越南北部边境的声明，抗议中国国民党军队与法军勾结，威胁越南北部边境安全，命令越南人民军执行保卫国土的任务。法国殖民当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严正警告十分害怕。他们既想利用这三万余国民党残军去暗中对付日益强大的胡志明的越盟军队，又害怕陈兵边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过境追歼入越的桂系残部。因此，他们对入越的桂系残部好像捡了只刺猬似的，想要又怕扎手，颇费周折。
黄杰兵团残部抵达越南北部小镇禄平后，即按协议把武器交给法方保管，部队的给养也开始由法国人补给，黄昏时分埋锅造饭。七时，法方一名尉级军官驱车来见黄杰，告知奉到谅山法军边防军司令部电话，请黄杰到谅山打一转。黄杰带随从参谋张维武少校，乘法军军车启程，一小时后到达谅山，法军上尉阿麦勒将黄杰安置在一家民房住宿。次日上午九时，阿麦勒上尉陪同黄杰前去访晤法军驻谅山边防军司令韦加尔上校。黄杰提出关于部队上船转运台湾事项，请其答复。韦加尔上校只是支支吾吾，答非所问。黄杰感到非常失望，于是提出要在河内找法方专员公署洽商。韦加尔上校表示同意。由于法方派不出汽车，黄杰在谅山待了两天。十二月十五日，阿麦勒上尉通知黄杰，在禄平宿营的部队，已由法方派出汽车一百五十辆，运送到那丁。黄杰得知后，疑团满腹，法国人未征得他这位司令官的同意，竟擅自把他的部队运走，居心何在？！后来一打听，法国人派出的汽车并不是一百五十辆，而是几十辆，运走的也不是黄杰的部队，而是几百名随军眷属。黄杰得知后，气得要命，但也无法。他失去的不仅是一名国民党的高级将领的威望，更是一个中国人的尊严。
十二月十六日十二时，黄杰偕同何竹本、毛起鹒、张维武乘坐法方提供的一架小飞机由谅山飞河内，五十分钟后
抵达河内机场。法军一军官请黄杰等在机场稍事休息后，即陪同乘车往访专员公署参谋长韦尔登上校于其寓邸。一见面，黄杰首先对法军当局协助他的部队进入越境表示谢意，接着提出将部队转运台湾的许多具体问题，请韦尔登上校作具体答复。韦尔登上校打了几声西方人的哈哈之后，说：“欢迎黄将军到河内来。黄将军长途跋涉，一定很辛苦了，我们已为黄将军安排了休息的地方，请先去休息休息。”黄杰见韦尔登上校说话只是一派空洞的外交口气，一时对法方的态度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韦尔登上校把黄杰送到门口，用神秘的口气告诫道：“黄将军，河内潜伏的越盟分子很多。对于您的安全，在道义上法方应该尽到保护的责任。希望黄将军在行动上一定要保守秘密，切勿使外界得知您已到河内。”
对韦尔登上校这一番告诫，黄杰又一阵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韦尔登上校派专员公署的华务处长欧芝耶上尉领着黄杰等人到黄阿里文路二十五号去歇息。
这是一座二层西式洋楼。楼内空空如也，四壁蛛丝尘网，萧条不堪。欧芝耶上尉临时派人搬来了几套被褥用具。黄杰等人刚刚安顿下来，接着便来了十几名非洲黑兵，在楼上楼下的每一门口挎枪肃立。黄杰见了心里不由得一愣，忙问欧芝耶上尉是怎么回事。欧芝耶上尉耸耸肩膀，答道：“奉韦尔登上校指示，这是对黄将军的安全措施，未经许可，不得下楼。”黄杰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谢谢！”他出于礼节正要送欧芝耶上尉出门，一黑兵用枪在他面前一挡，口中喊了一声。他心头一阵痉挛，他不但失去了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威望、中国人的尊严，而且失掉了作为一个人享有的最起码的自由——他被软禁了！
五天后，欧芝耶上尉登门通知黄杰，法国驻越南北圻专员亚力山里中将要会见他。在欧芝耶上尉和国民党政府驻河内总领事刘家驹的陪同下，黄杰见到了亚力山里。这位傲慢的法国将军一见面便说：“阁下，巴黎方面依照国际公法决定在鸿基集中软禁中国入越军人。请您暂时忍耐，这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对此，本人深表遗憾！”
黄杰实在没有料到，入越转回台湾的结果竟是进集中营。他当即向这位握有越北军政大权的法国将军说：“将军阁下，我的部队，不能脱离我的掌握。因为他们只知道假道回台湾，并不了解要在越南遭受集中软禁，使他们失去了宝贵的自由。假如我不和军队住在一起，中国人素来就有刚毅不屈的性格，可能要发生许多意外的可怕事件，增加法方的麻烦。希望能让我即刻转赴鸿基，看看我的部队。”
亚力山里将军用那双蓝色眼睛逼视着黄杰，他见这位已失去权力的中国将军也用那双黑眼珠直盯着他，心里不由一愣。目下，越共、中共正在找他的麻烦，如果把这三万余人的中国残军激成事变，不啻给风雨飘摇的越南局势火上加油。他想了想，便点头道：“好的，阁下可以去看看您的部队。”
再说从水口关入越的那批桂系残军，刚进入越境便听说先期入越的黄杰兵团残部和谭何易、王佐文率领的第四十六军残部皆已被法国殖民军缴械，集中软禁于鸿基，失去了行动自由。论作战能力，他们是广西地方部队，又有大批文职官员和眷属随行，远不能和黄杰、谭何易的正规军相比。但是，他们却想保存实力，不愿放下武器。将领中肖兆鹏、邓善宏、伍宗骏等人又都是龙州一带的人，士兵中也有不少是龙州、宁明、凭祥一带人。他们对边境情况熟悉，想在边境一带打游击，以图生存。
关于入越以后的去向，早在两个月前，白崇禧已预做了安排。他曾对第四十八军军长张文鸿指示：“你在龙州住了很久，也读过书，认识的同学和朋友不少。我派你率领四十八军开往龙州预为部署，防止我左翼的共军侵袭，以巩固我们后路的安全。并在龙州多收罗有为的青年，最好是精通越语和熟悉越南地形、风俗习惯的青年，以备一旦进入越南，将这批青年分发至各连队里去使用。你即准备一切，日内即开始行动，沿柳州、南宁向龙州移动。一俟你到达龙州，自然有人介绍越南建国军总司令伍鸿卿同你接洽，将来入越的路线和补给问题等等，当可以了解。”
继邓善宏师长奉命赴龙州接收省保安团进行重新编组第一七六师后，张文鸿军长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初率第四十六军军部及第一三八师由桂林出发，开赴龙州。该军第一七五师则暂留桂林归第三兵团司令官张淦指挥。张文鸿率部经四天行军到达柳州后，即接白崇禧特急电报，要他取消龙州之行：“景即率一三八师迅速由柳州转向平南，经容县、北流到玉林集中待命，仍归第三兵团指挥。”后来，第四十八军军部和第一三八师、第一七五师在博白、桂平大容山一带悉数被解放军歼灭。军长张文鸿、参谋长陶衍江、一七五师师长李映等均被俘，一三八师师长张泽群阵亡。只有到达龙州的第一七六师师长邓善宏和武鸿卿接上了头。
那武鸿卿是越南国民党的党长（相当于中国国民党的总裁），自称建国军总司令，曾拥有若干武装力量。抗日战争胜利后，卢汉将军奉命率中国第一方面军由云南入越接受侵越日军投降。武鸿卿一路跟随卢汉将军进驻越北，之后活动于老街和越溪之间。越南原是法国殖民地，日军进攻越南，法国殖民军投降。日本战败投降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下旬，法军尾随英军在越南南方登陆，占领西贡，并由南逐步向北推进。到了第二年冬天，法国殖民军先后占领了海防、南定、河内，同时控制了河内到谅山、河内至老街的交通线，向胡志明领导的越北解放区步步进逼。为了抵抗卷土重来的法国殖民军，越南各派势力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六日组织联合政府。三月二日，联合政府改组，武鸿卿的国民党在政府中占四席，武鸿卿担任越南抗战委员会副委员长（委员长为武元甲）。之后，武鸿卿脱离联合政府，与桂系白崇禧拉上了关系。法国殖民军为了巩固其在越南的统治，将已下台的越南皇帝保大当作傀儡扶上台。
武鸿卿遂企图利用桂系残部入越之机，扩充自己的势力，为保大效力。入越桂系残部则希望通过武鸿卿的关系，在越南得一暂时立足之地进行整补、游击，以便伺机反攻广西。按照国际公法，凡是外国的武装部队，进入邻国，必须缴械。由水口关逃入越南的这一批桂系残军，因有武鸿卿的关系，既不愿放下武器，又不愿与法军发生冲突。他们进到越南同登附近，即停止前进，埋锅造饭。第二天，为了避免法军飞机的侦察、轰炸和炮击，他们待到黄昏后才开始行动，此后昼伏夜行。走了几夜，由于道路地形不熟，又是夜间行动，负责引路的越南向导不知是方向判断错误，还是故意将他们引入绝境，一九五〇年一月二日拂晓，他们发现自己进抵法军的前线据点谅谐。法军即以密集火力扫射，阻止桂系残军前进。桂系残军见已暴露目标，被迫进行反击，一场恶战在谅谐附近展开。专员伍宗骏少将在是役阵亡，法军亦遭受沉重打击。
桂系残军冲过谅谐之后，继续南进。由于行踪已经暴露，法军以飞机追袭，胡志明的越盟军又在桂系残军行进的途中不断狙击，坚壁清野。两天后，他们由龙州出发时携带的粮食已消耗殆尽，数千官兵和随行的大批眷属、学生被迫以草根树皮充饥，啼饥号寒，惨不忍睹。前进至法军一大据点巴韩附近，被饥饿折磨的桂系残军已无力与法军交战了。法军飞机在头上盘旋，传单如雪片般飞落下来，法军声称：只要桂系残军放下武器，一切都好商量。军长张湘泽、师长邓善宏、高参室主任肖兆鹏等便与随行的武鸿卿、黄南雄开会商议如何摆脱绝境。武鸿卿和黄南雄拍着胸膛保证：“只要能见到保大皇，必能有所作为！”经过商议，他们决定推举肖兆鹏偕秘书邓紫枫二人前往巴韩与法军谈判，并拟定了以下协议：
一、国民党军队缴械之后，所有国民党军队官兵以及随行之眷属等人的生命，与随身携带的钱财衣物等项，法方必须负安全保护之责，不得加以伤害和没收；
二、国民党官兵及随行之眷属等人，每日所需粮食、肉类、蔬菜以及油盐之类等，法方须按日照实有人数，按定量配给，充分供应，不得短少；
三、法方应派车辆，将国民党官兵及随行之眷属等人，负责全部运至海防集中，然后再派遣船只，负责全部运往台湾；
四、法方应派出军医及看护人员，携带必需药品，每日至国民党军队驻地，为患病官兵及随行之眷属等诊病治疗。
四条之外，还有两个附带条件：（一）高级官长佩带之手枪，准予佩带，俾作防身自卫之用；（二）国民党军队携带的报话机，应准予携带，俾与长官公署联络之用。
一九五〇年一月六日，肖兆鹏偕秘书邓紫枫到达法方巴韩据点，与法军指挥官沙利上校进行谈判。对于上述条件，法方都予以答允。上午九时，肖兆鹏和沙利上校分别在协议书上签字，双方各执一份。下午三时，法方分别用飞机和汽车将米粮蔬菜油盐之类食物源源运来，分发各部官兵具领。已断粮数日、快成饿殍的几千残军和眷属，此时无不喜形于色。当晚，法军把残军中的高级人员用汽车送到离巴韩二十里处名叫船头的地方集中住宿，其余官兵及随行之眷属等仍在巴韩予以看管。同行的越南复国同盟会主席黄南雄，为了和保大皇取得联系，乃由那伦乘汽车前往谅山，去见谅山“省长”。越南国民党党长武鸿卿带随员二人，仍与残军高级将领同往船头，当晚宿于船头的一家招待所。法军给他们每人一张活动床，晚九时开饭，每人一份西餐，一杯葡萄酒，一盘血淋淋的法国牛排。次日上午，法方一架飞机在船头附近的简易机场降落。法方通知残军高级将领，即刻登机。到何处去，竟谁也不知道。登机前，法方已将残军高级将领随身佩带的手枪和无线电报话机收缴，名曰“代为保管”。飞行一小时许，飞机徐徐降落在一机场。法方告知，已到河内。
下飞机后，法方将越南国民党党长武鸿卿和他的随员与残军高级将领分开，另行禁闭。其余王赞斌、肖兆鹏、张湘泽、覃惠波、邓善宏（夫妇）、区震汉、黄循富、邓紫枫等十二人，都送到河内监狱。除师长邓善宏的妻子被投入女牢外，其余十一人均关在一间大牢房里。当晚，充当牢卒的非洲摩洛哥黑兵，分给他们每人一个冰冷的饭团。残军高级将领见法方不履行协议，以如此粗劣的食物和囚犯身份对待他们，气得将一个个冷饭团扔在地上，进行集体绝食以示抗议。法方无奈，只得派人另备饭菜茶水，送到狱中。吃过晚饭后，他们十一人挤在两张臭虫出没肮脏不堪的破木板床上，辗转难眠。爱好作诗的覃惠波，乃作打油诗曰：“械缴朝签字，身囚夕背盟。”他们在河内狱中，被囚十日。法方将他们随身携带的行李一一检查，又作个别谈话，一是询问其入越之真实目的，二是要求将入越桂系残军接受改编对付越共。残军将领深感人格受到了侮辱，不愿做法国人的雇佣军，乃三次提出严正抗议。法国人见谈不拢，遂于一月十六日，派摩洛哥黑兵一排，将这批残军高级将领押上火车，由河内转送至海防。十七日到达海防，又由海防乘船至宫门。在这里，他们见到了软禁中的第一兵团司令官黄杰。黄杰刚在软禁中度过他的四十八岁生日，心情沮丧黯淡。他告诉这批桂系残军将领，他的部队已全部集中在鸿基的蒙阳被软禁，法国人已划出集中营将软禁所有入越国民党军队。既已身陷囹圄，身不由己了。
这批桂系残军将领见过黄杰之后，便去与集中营的法方官员会晤。法方告知，已将后期入越的这批桂系残军押解来蒙阳，让他们明日即往蒙阳，与那些囚犯似的官兵待在一起。当天晚上，他们被安排在宫门一所华侨小学校里。华侨校长也是广西人。老乡见面，倍觉亲切，乃命校役购买酒肴，相与小酌。残军将领们入越一个月来，这算是最好的食宿了。
一九五〇年一月十八日，第一兵团副参谋长范湖少将由蒙阳集中营前来宫门，专程迎接这批命运相同的桂系残军将领。到了蒙阳，范湖将他们交给先期入越的桂军第四十六军参谋长刘谦怡安排。在这里，他们会见了广西籍的第四十六军军长谭何易（广西玉林人）和副军长王佐文（广西贵县人）。最后入越的这批桂系残军约七八千人，蒙阳集中营容纳不下，法方乃指定距蒙阳二十余里的莱姆法郎，另行成立莱姆法郎集中营。
入越桂系残军大部分被软禁在蒙阳和莱姆法郎两处集中营，过着囚徒般的生活。但是，也有不愿进集中营的，他们又拒不回归祖国，便铤而走险，顽抗到底，结果遭到彻底覆灭。
白崇禧麾下的第十七兵团司令官刘嘉树中将率所部第一〇〇军和第一〇三军，在解放军的尾追下，由南丹、河池西逃东兰。在东兰、万冈一带，第一〇三军被解放军歼灭。刘嘉树率第一〇〇军经东兰，沿河田公路继续南奔，于一九五〇年一月九日进入越南平孟地区。刘嘉树恃所部尚有六千余人，又是正规军，不愿放下武器，欲进抵越南高平一带，以求喘息。该军进至朔江，即遭到胡志明领导的越盟军的抗击，被歼一百三十余人。十四日，刘嘉树仍孤军南进，被越盟军尾追至那陆，又被歼三百余人。刘嘉树见无法进抵高平，正在徘徊观望之中，忽闻广西边防要塞平而关和水口关一带空虚，乃决定回师夺取边关要塞暂时立足。二月一日，刘嘉树率
所部六千余人，猛扑平而关和水口关。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五军第一三四师对刘嘉树的如意算盘了如指掌，乃设下诱敌深入的空城计。待刘嘉树部攻入平而关时，解放军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行包围，将敌压缩于平而关一带的山谷洼地。经五、六两日激战，到七日上午，刘嘉树之兵团司令部及其警卫营、第一〇〇军直属队及其所属之第十九师、第一九七师、特务团等部，悉数被歼灭。兵团司令官刘嘉树中将、副参谋长刘忍波少将、参谋处长刘玉衡少将、总务处长欧鑫少将及第一〇〇军参谋长刘庸之少将、副参谋长程润上校、高参刘开悦少将、高绳武少将、第十九师副师长王文义上校、参谋长潘雄上校、第一九七师师长曾斌少将、副师长蔡亚锷上校、参谋长廖仁富上校等以下官兵六千余人被俘。第一〇〇军军长杜鼎中将在战斗中被击伤后，率官兵一百余人逃入越南，跑到黄杰兵团残部的蒙阳集中营做法国人的囚徒去了。
宫门是越南北部鸿基煤矿区的一个小市镇，濒临北部湾，又是专供煤炭出口的码头所在地。法国殖民军指定宫门北面的蒙阳和莱姆法郎两地为入越桂系残军的集中营。自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七日以后，入越残军被法方缴械，陆续安置在这两个地区。到一九五〇年元月底止，入越残军共计三万二千四百多人。被安置在蒙阳集中营的是黄杰率领的第一兵团残部、第十七兵团第一〇〇军军长杜鼎及其所部卫钦青第十九师残部，加上随行眷属共计约两万人，多为两湖子弟。被安置于莱姆法郎集中营的则是第三兵团第四十八军第一七六师的邓善宏部、张湘泽的第一二六军残部，第十兵团第四十六军军长谭何易、副军长王佐文率领的该军残部，第五十六军第三三〇师九九八团黄义光部，鲁道源第十一兵团残部。另有广西地方保安团队及桂西师管区李绳武部、第三突击总队王殿魁部、第五突击总队谢智部及眷属共一万余人，多为广西子弟。
蒙阳集中营三面环山，一面临海，中间是一个低洼的盆地，长宽各约一千米，原是煤矿区，建有若干房屋。一九四五年春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反攻时，该地被美国飞机夷为平地，荒烟蔓草，荆棘丛生，间或可见残垣断壁。就在这一千米长宽的地面上，拥挤着黄杰兵团残部官兵和眷属两万余人。人们比肩接踵，拥挤不堪，吃喝拉撒睡，男女老少混杂一处，苦不堪言。越北的冬天，寒风苦雨，连绵不断，怒吼的海浪，咆哮不绝。残军官兵眷属们经过长途溃逃，入越后衣衫破烂，两手空空，被逼得以仅有的被单麻袋片和一些竹竿茅草，支起一些像鸡笼一般的小棚，权且栖身避雨。有的竟然以树皮茅草充作围裙，以御风寒。法国人发绐残军官兵每人每天四百五十个格兰姆的米粮（约合中国旧制秤十五两）和一些腐烂的咸鱼。蒙阳集中营里没有淡水，残军们只得用海汊里的海水烧饭煮食，苦涩难咽。在如此恶劣环境的折磨下，大批官兵及眷属染病不起。由于得不到医药救治，每日都有人死亡。身困异国，没有埋骨之所，残军官兵只得把死亡的同胞尸首抛入海中，进行令人寒心的“海葬”。
集中营外，有法国武装士兵看守，四周架设电网，岗楼里的机关枪日夜对着集中营，戒备森严。残军官兵及眷属只能在这一千米长宽的营区里待着，如越雷池一步，便被开枪射杀。集中营内，遍地粪便臭不可闻，官兵如牛马一般生活着。法国殖民军的官兵，每日三三两两荷枪闯入营区，借口检查武器，个别搜查官兵妇女，把他们随身携带的钢笔、手表、首饰和银元、手电等强行没收。对于年轻漂亮的随军眷属，还常常找去“单独谈话”。第一兵团第十四军第十师师长张用斌，为了保护眷属，入越不久，即令全师女眷女扮男装，才幸免被侮。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经法方亚力山里将军允许，黄杰偕同他的参谋长何竹本与法方的联络官沙如上校，前往蒙阳集中营“视察”他的部队。一进入营区，官兵们见他们的司令官一脸憔悴，被虎视眈眈的法国军官陪同着，只喊得出一声“长官”，便失声痛哭。两万余人哭声震山野，震得黄杰那颗心仿佛碎了一般。这是他自黄埔从军以来，数十年将兵，第一次为部下们的哭声弄得不能自持。在这场合，他又能说什么呢？又能做什么呢？他既不能拯救部下于水火，又不能给他们以半点慰藉。他默默地绕场一周，眼泪簌簌直流，他一辈子也忘不了这屈辱难堪的痛苦场面。
收容囚禁广西籍官兵和眷属的莱姆法郎集中营，与蒙阳集中营相距二十里。这里原来也是一个煤矿区，其地势略高，残军官兵眷属一万余人依山设营，地理环境较蒙阳集中营好一些。但衣、食、住、行等生活状况，并未比蒙阳集中营好。莱姆法郎距中国两广不远，被软禁的官兵眷属又是广西人。他们为了寻求生的希望，不断有人冒着生命危险，偷越法军设置的警戒线，从集中营里逃出，回归祖国。
身陷囹圄的桂系残军官兵和眷属，度日如年。高级将领们由于得到法方的一些优待，生活稍好一些。他们可以随身携少量能在越南使用的金钱钞票，由法方发给通行证，到集中营外二十里处的小镇景普去购买食物和生活日用品。可是时间一长，他们可以使用的钱钞都花光了，后来又把偷偷保存下来的金戒指、钢笔、手表等拿去变卖。最后，这些东西也卖光了。
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广西省政府代主席”王赞斌此时也和大家一样，成了法国殖民者的阶下囚。他逃入越南，身无余财，只是随身携带着两件“宝贝”：一是那只豆腐块般大的“广西省政府主席”铜印，一是一尊小巧玲珑的金佛。王赞斌少年时遇一高僧传授拳术技击，学得一身硬功。后又跟名师学练消除外染、静中无物之趺坐功夫，所以一年到头根本无需就枕睡觉，只以趺坐代替卧床，身体健朗。他信佛，把那尊小金佛藏于袖中，每日静坐，口念“阿弥陀佛”。入越以来，亦天天如此，并不中断。他身为“代主席”，虽保护不得随他逃难的本省官员，但凭着一身硬功夫，却也保全了他那两件随身携带的“宝贝”。但是，念佛也罢，硬功也罢，身为“代主席”的王赞斌，也少不得要食人间烟火的。囊中空空，饥肠辘辘，无奈之中，他决定将那尊小金佛拿去出售了。覃惠波忙劝道：“佐公，这尊金佛跟随你数十年了，况且又很灵验，还是留下吧！”王赞斌叹道：“我入越就带着这么两件东西。省府大印乃是白健公亲自交给我的，我不能失职啊。这金佛，还是卖了吧！这年头，谁能保佑我们脱离苦海呢？”
转眼间，便到了一九五〇年的春节。数万官兵眷属在集中营内度过了他们离乡背井的第一个凄凉的春节。
黄杰自“视察”过部队之后，仍住在宫门那所华侨小学校里。为了加强对残部的控制，在法国殖民当局的准许下，一九五〇年二月六日，黄杰召集在蒙阳、莱姆法郎两集中营的残军高级将领开会，决定整编部队，统一指挥，以第一兵团司令部原有机构为指挥机构，公推第一兵团司令官黄杰为最高指挥官。成立两个管训处，以蒙阳集中营官兵为第一管训处，以第十四军第十师师长张用斌为处长；以莱姆法郎集中营官兵为第二管训处，以第四十六军副军长王佐文为处长。组织整编委员会，由第一二六军军长张湘泽和第一兵团参谋长何竹本综理其事。对蒙阳和莱姆法郎两个集中营的官兵进行点验，依照年龄、体格、学能等各项标准，编成七个总队，二十八个大队。
一九五〇年的春天，越北战场上炮火连天。法国殖民军调兵遣将加紧对胡志明主席领导的解放区的进攻，有几千桂系残兵也为法国殖民军充当炮灰。胡志明主席秘密访问中国，请求援助。中共中央决定大力支援越南革命，双方商定，首先要发动一个边界战役。陈赓将军代表中共中央到越南帮助训练干部，组织这个战役。根据胡志明主席的请求，中共中央派出以韦国清将军为首的军事顾问团入越。在中国人民的大力援助下，越南人民军向法国殖民军前线据点发动反攻，先后解放高平、东溪、七溪、那岑、同登、谅山等城镇。海防告急。
眼看被软禁在蒙阳和莱姆法郎的桂系残军将受战火波及，法国殖民当局对此感到十分棘手。把这批残军遣送回中国大陆，又怕得罪蒋介石，把他们送交台湾，又怕中共找麻烦。于是，决定执行所谓的国际公法的规定，选择一个安全的地区，强行把这批桂系残军暂时冻结起来。
一九五〇年三月十三日下午二时，法方负责集中营事务的德维诺中校到宫门华侨小学校通知黄杰：“黄将军，奉亚力山里中将的命令，十五日要由蒙阳营区抽调一千五百人乘船出发，请您通知管训处做好出发的准备。”
黄杰对这突然的通知心里不由一愣，忙问道：“亚力山里将军要把我的部队调到哪里？去干什么？”
德维诺中校摇摇头说：“对不起，我也不知道。”
德维诺中校走后，黄杰即赴蒙阳集中营，召集高级将领会商。大家认为一千五百人既是船运，其方向必定是南边。只要是向南移动，法国人就不会是把他们交给中共。再说一千五百人的部队，虽无武器，但仍具有团体力量，也不怕法方有任何恶意，因此决定接受法方的要求。由第一管训处抽调一千五百人，派成竹少将为指挥官，待命出发。
一九五〇年四月十六日，在荷枪实弹的一百余名法军的押解下，一千五百二十九名残军从蒙阳集中营徒步出发，到达宫门码头。一艘巨轮停泊在港湾里，巨轮上一行外国字特别显眼。指挥官成竹忙问随行的外事科的一名上尉：“那字是什么意思？”上尉答道：“希望。这艘船名叫‘希望号’，法国万吨级巨轮。”残军们一听这艘船名叫“希望号”，大家心里无不升起一线朦胧的希望之光。残军们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希望号’说不定真会给我们带来希望呢，法国人可能要把我们送到台湾去。”“也难说，他们不会把我们送到广东龙门港交给共产党吧？”“管他们把我们交给谁，横直老子不想在蒙阳那个猪窝里待下去了！”
残军们在法军的押解下，鱼贯登轮。随后一声汽笛长鸣，那震撼人心的笛声，仿佛是法国人发出的一声巨喝：“走！”
巨轮起航，徐徐驶出港口，果然是南下，残军们心中刚刚升起的那一线朦胧的希望，此时变得更加渺茫了。一出东京湾，便是浩瀚的南海，风狂浪急，“希望号”虽是万吨级的巨轮，也禁不住上下左右摇晃。残军们开始晕船、呕吐，有人哭泣，有人骂娘。航行两天两夜后，只见海上屹立着一个孤零零的海岛。那名懂法语的残军上尉悄悄地问船上的一名法军上尉：“那是什么岛？”法军上尉答：“昆仑岛。”“要把我们送到昆仑岛上去吗？”法军上尉神秘地摇了摇头，拒绝回答。
巨轮又连续航行了三天三夜。黎明时分，又一个弧岛出现在残军们的眼前。长途航行的折磨，残军们已感到全身骨架被折腾得散了一般，谁也无心再问那是什么地方了。
巨轮的汽笛又发出一声威风凛凛的吼声，便在离小岛约五百米处停泊下来，几艘运输船驶向巨轮。法军把残军们赶下运输船，送到那孤单的小岛上。
滞留越南富国岛的桂系残军生活掠影
“这是哪里？”
“我们到了什么地方？”
残军们纷纷发问，一个个面面相觑。心里清楚的，掐指算着已经在海上走了五天五夜了，糊涂的竟说不出到底航行了多少天。负责押送残军的一位法国中校这时通知成竹少将：“阁下，这是越南最南端的富国岛，你们已经到达目的地了！”
富国岛是中南半岛最南端的海岛，位于西贡西南，邻接暹罗湾东海岸，面积约六百平方公里，其形状活像一支巨大的火腿，为越南迪石省的一个县，县治设在岛上的阳东小镇。因该岛位于南海与印度洋交界处，形势扼要。二次大战时，日军侵占东南亚诸国，曾利用这小岛作为战略物资的补给基地，在阳东、洛港两处筑有可供大批军用飞机起降的现代化机场。日军投降后，法军尾随英军登陆越南。随后，英军撤离，法军控制了南越。因法军穷于应付越南大陆上动荡的局势，这蕞尔小岛，便任其荒芜。
从一九五〇年四月十六日第一批残军南运，至同年八月底，法国殖民当局共分二十三批方把蒙阳、莱姆法郎两个集中营的全部残军、眷属运抵富国岛。其中将级军官一百二十七人及眷属、随从共二百余人被送往柬埔寨（时为高棉法国殖民地）的白马集中营居住。白马地处高棉海滨，属唝吥省，在暹罗湾之东南，和富国岛隔海遥遥相对，八小时之航程可达，是高棉之风景区。将官集中营所在地，是法方指定的一处村落，已经搬迁一空，计有房屋十二间。村外，有荷枪的法军守卫。到达白马集中营的当夜，桂系少将覃惠波夜不能寐，望着明月下寂寞的村落和远处的海滨，流下了辛酸的泪水。中国人常用“天涯海角”来形容离乡之远，但是，天涯海角也不过是在与中国大陆一海之隔的海南岛南端。而今，他们颠沛流离，身处异国，与祖国相距，不知有多少个天涯海角之远啊！他作感怀诗一首，以抒情怀，诗云：“回首河山眼泪涟，天涯颠沛有谁怜？秋风海上愁无限，明月床前怅无眠。落魄那堪惊过雁，伤心生怕听啼鹃；飘零身世何时已，又向高棉白马迁。”
至此，白崇禧所指挥的华中部队和桂军精华已片甲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