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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下半年，我在农场中学的教学生活可谓平淡无奇，波澜不惊。这段时间我把精力全都扑到对教学教改问题的潜心钻研上，并使自己的语文教学业务取得了两个方面的明显提升：
其一，拜师学艺，形成独具一格的“情境教学特色”。
说实话，我天生就是个做语文老师的“坯子”。只是先前在小学工作，没有得到在中学展示自我的“表演舞台”。现如今，排练出一幕“好剧”不可或缺的“优秀导演、最佳主演、出色群演”三大要素均已具备，故我便把提升和优化每一节语文课的“情境教学”做为探索“语文教法研究”的首个攻关课题。
所谓“课堂情境教学法”意即把每篇语文教材里的课文都当作一部优秀“独幕剧”的角本；把学生当做参演的群众演员；把施教者当成主演，然后通过台上台下主客体间默契的语言互动进而把受教育者带入课文情境之中的一种直观教学方式就叫做“情境教学法”。
首先，探索“情境教学”的实践过程是学习“自导自演”的过程。初到中学语文教研组，我始终把自己放在一位甘做“小学生”的位置上，集各位语文老师所长补己之短。苏沐老师是语文组长兼初三把关语文任课教师，我只要一有空儿就去听上一节课，他的优点是对“字词句”的教学“砸得特实”；姜喜民老师的优点是对课文的“阅读分析”教学总能讲得“十分到位；孙忠义老师的优点是课堂教学“绘声绘色”；吴丽祎老师别看年纪尚轻，但课堂上的“角色转换教学尤为突出”。也就是说每个人的课堂教学都有“闪光点”。通过借鉴、旁观、窃学，使自己终把各家所长集于一身。
其次，实践“情境教学”过程是“锤炼课堂教学艺术”的过程。我热爱课堂语文教学，不仅因为在语文课的教学中能使师生的情感得到陶冶，还在于教授语文课本身就是“一门艺术”。一节优秀的语文课既能让学生学到该学的东西，也能使学生在教学互动中得到品行和人格的修养。这也正应了“什么种子结什么瓜”和“啥样的先生教出啥样的娃”的说法。由此可见，师者对于学生的影响永远都是具有特殊“表率”意义的。
再次，提倡“课堂情境教学”是创新课堂语文教学的一种有效偿试。记得1982年6月我去镇赉县实验小学观摹过一节由该校名师贾老师讲授的《月光曲》公开课，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那就是通过“情境教学法”演绎的一堂语文课。课堂上，贾老师不断变幻着故事里的角色，他忽而是音乐大师贝多芬在指尖上跳着音乐“芭蕾”；忽而又是那位盲女在月光下倾听着贝多芬用琴键为她讲述凄美的爱情故事……，用课文情境把学生思绪带入广阔的想象空间，进而让学生的情感在情境教学中得到全面升华。
正是通过拜师学艺和本人的不懈探索，我在1982年8月到1984年9月两年时间里使自己的“情境教学之路”越走越宽，并取得了让学生普遍认同的教学效果。
其二，兼收并蓄，形成自成一家的“课堂语言风格”。
不论从事文科或理科教学，为师者的课堂教学语言水准都是决定课堂教学质量的重要因素。试问，同是一堂语文课，由不同教师秉承同一模版教案面对同一群学生施教为何会收到不同的质量效果？究其原因，除去教师个体素质差异和教法差异外，很重要的一条原因是差在施教者的语言功力上。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位称职的老师首先要过的就是“口语关”，而要做一名优秀的语文老师，他（她）必须先要成为“演说家”。这就好比两个单位领导给下属“照本宣科”读一篇讲话稿，口才好的领导能给听者读得掌声此起彼伏；相反口拙的领导却能把听者念得昏昏欲睡。这就是“语言感染力”产生的神奇效果。
在此，我想以二战德国纳粹法西斯党魁希特勒和时任宣传部长戈培尔为例谈谈他们二人演说的“语言魅力”。就其二人的政治主张而言，直到今天全世界反法西斯的人们都是嗤之以鼻的。但我们不能因反对他们的政治主张而否定此二人无与伦比的“演说天才”。正是他们俩人通过口若悬河，唾沫横飞的演说统一了“雅利安人的意志”，让一个拥有8000万人口的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废墟上用短短二十年时间又实现了第二次腾飞。那时，当德国民众只要一听到希特勒和戈培尔的演说，人们势必群情激奋，就象着了“魔咒”一样对他二人崇拜得五体投地，甚至甘愿为之赴汤蹈火。由此可鉴，语言魅力对于一位教育工作者，尤其是语文教师该是何等的重要。
正因我对“课堂教学语言”形成了上述认知，故结合长达两年的课堂语文教学实践，我认真强化了对自己“课堂教学语言”的研究和训练。基本形成了独具自我特点的“教学语言风格”。就其“自我风格”而言，主要兼具了口语教学的“知识性、趣味性和幽默感”。在培养独具自我教学语言风格上，我主要是“师学苗德森老校长”和“镇赉一中数学老师王晓东”的教学语言风格。前者的“课堂教学语言”彰显的是“知识性”特点；后者“课堂教学语言”则着重体现了“趣味性和幽默感”。说白了，听这二人上课只能越听越来劲，越听越精神，绝不会心生厌倦或哈欠连天。而经过长达两年的教学磨砺，我的课堂教学语言则恰好形成了“既不乏知识性、趣味性，同时又兼具“幽默感”的课堂语言风格，并被学生广泛认同和接纳。
正所谓“潮汐涨落时，人事有代谢”。任何事物都是在固有时空世界矛盾运动着的。“动”是永恒的“因子”；“静”是相对运动而表现出来的一种状态。这就像唐诗“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写意”一样，人们对过往事物只能以文化标识存贮于记忆的渊薮。
事实也的确如此。当我1982年秋以老师身份再回母校时，却是“江山依旧，物是人非”的又一番景象了。那些曾为我所熟悉的面孔，我只见到了苏沐和田永财等几位老师，其余诸如……邓书德书记、苗德森校长、高杰老师、彭显明老师、金杰老师、李瑛老师、张洪财老师、彭学猛老师、崔凯老师、孙德富老师……等等，均已调离中学，取而代之的是新校长沈恩荣、书记孙万山和跟我一样的多位新生代老师。此时，孙福波、崔苍松、韩喜军3位老师去白城高师进修已满一年，再过一年也该回来了；同时暑假过后又分来了一位名叫王晓嘉的师范毕业生。这一时期，能够给我留下深刻印记的主要有以下三档子人和事：
第一档是：“我所认识的沈校长。”在我的印象中，沈校长是个“千面佛”似的人物。按说，一个从五棵树中学初来农场中学坐上一把校长“交椅”，没两把刷子是很难驾驭一帮“教书匠”的。然而，令人惊奇的是沈校长还真就凭着自身的“拳脚功夫”很快就把一群“坐地虎”收拾得板板整整。在此立威过程中，沈校长主要得益于本身具备四个优势：
其一是，“雷人的社会背景”。那年月谁人不羡慕身后有门好亲戚给“罩着点”。在这方面沈校长还没踏进农场中学校门，其“大舅哥”是镇赉县政府某副县长的消息早就象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整个张家园子农场。其不知，这可是相当管用的“一招儿”，它犹如“下马威”早就把一帮教书先生震得“鸭雀无声”了。每位老师似乎都不约而同地生出同一认知：这新来的沈校长可绝非等闲之辈。
此时，业务精湛的苗德森校长已调去四方坨子劳改总队，农场中学又恰值“群龙无首”，急需调入一位思想过硬和教学业务拿得起放得下的领军人物担此重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沈恩荣才被镇赉县政府高层领导在多位待选人中，确定为出任国营镇赉东方红农场中学校长的首选之人。
其二是，“出类拔萃的政治业务素质”。究竟是“宝马良驹”还是“跛蹄驽马”只须拉出一蹓便知。还别说，走马上任的沈校长不仅光有“大腹便便”的校长派头，而且也的确熟络教学管理业务，尤对文理基础学科均烂熟于心。此外，该人的政治素质及带班和驾驭全局的能力和水平也不差，是位绝对称职的中学校长。
其三是，具有出色的“笔头功夫”和“不凡的口语表达能力”。沈校长还有另外“两手好活儿”，即写得一手“好字”和有一只能把“死者说成活人”的“三寸不烂之舌”。他写出的“硬笔书法”颇有宋朝宋徽宗“瘦金书”的遗风，洒脱飘逸且不乏遒劲圆润之美；他的口才更是十分了得，论辩问题不仅擅长旁征博引和具有严谨的逻辑思维，而且亦能措辞精当，口吐珠玑。在我的印象中，他要是褒奖某人，能把你捧上天去；他要是贬损你，也同样能把你踩到地缝里。由此可鉴，他在抬举亲信和排除异已方面是绝对能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那套权谋之术玩弄得“烂熟于心”的。下面，仅以他在评价我的高中同学崔立敏报考“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前后自相矛盾的表述，即可窥见他“颠倒黑白”和“巧舌如簧”的真面孔。那是1982年10月中旬的一天，农场邮局突然接到从北京电影学院寄给砖厂崔立敏的一封“挂号信”。当崔立敏赶至邮局当着很多人的面拆开挂号信一看，原来是一份“崔立敏被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录取的《入学通知书》。消息传出后，这件事成了全场的一个“爆炸性新闻”。因崔立敏毕业于农场中学，故自然也就成了令全校师生倍感骄傲的事情。为此，沈校长在全校大会上可把崔立敏吹上了天，说什么崔某人在校读书时他就看出此人日后必成大器……等等，使崔立敏一时成了全校学生尊崇的“英雄人物”。然而，三天过后又忽然传来崔立敏被派出所抓起来的消息。事后方知，那份来自北京电影学院的《入学通知书》是由崔立敏自己伪造从北京给农场寄出的，其目的就是想炒作自己“知名度”。按说事情演变到这一步，沈校长本应低调处理此事，但他为自圆其说竟又一次在教职工会上说了这样一番话：
“同志们，我们要通过崔立敏伪造北京电影学院《入学通知书》这件事引以为戒，要教育学生知荣耻，守法度，到任何时侯都要做老实人、办老实事。崔立敏在校读书时，我就知道他不是个老实人，一旦走上社会肯定要干出违法犯罪的勾当！因为他所缺少的正是恪守人间正道是沧桑的为人之德！”
从沈校长对这件事前后自相矛盾的说辞可以看出他是个嘴大舌长，习惯于滥用是非标准的人。其实在那一时期，他对任何人的“好恶”评判也同样都是带有极强“实用性”和“随意性”的。
其四是，“沈校长在儿女面前是位顶级好父亲”。沈校长跟老伴共育有三女两儿。其实，他费尽心思谋得东方红农场中学校长“美差”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解决孩子的求职问题。令全校老师对他万般钦佩的是，为了解决两个女儿考进“以工代干”教师行列，他把“亦公亦私”两手活儿耍得巧妙至极。1979年10月，当他得知农场计划招考5名“以工代干”教师的消息后，他抓住农场责成他组织语文、数学等相关科目老师出题这一“近水楼台”机遇，使自己的两个智商平平的女儿竟一举在全场几百名在职报考职工中“奇迹般”地考出了第二和第三名的“好成绩”。待公考成绩一公布，全场上下一片哗然。但因任何人都举不出沈校长涉嫌“舞弊”的证据，故农场最终还是尊重了那次考试结果。于是，她的两个女儿依然理直气壮，唐而皇之地走进了农场“以工代干”教师队伍。由此可见，为了两个女儿的未来他可真敢“以身犯险”，不惜“冒全场之大不韪”的呀！
因两个女儿双双端上了“教师饭碗”，自然水涨船高，自身附加值也随之飚升。此后，大女儿在找对象时自已相中了心仪的中心校某教师，但沈校长因男方徒有其表，没有真才实学故还是“棒打鸳鸯”，楞是拆散了一对有情人，害得大女儿一生没有幸福可言。
本人之所以在事情过去43年后又重提这桩旧事，是因为我就是那次公招5名“以工代干”老师考试成绩被挤到第六名的那个人。若非场党委朱百顺书记提前接到我给党委所上《万言书》，以及高景山副书记在党委会上第一个作出“陈孝章是有些才华之人，应予录用”的表态，那么我这块“金子”就将永远被埋在“瓦砾之中”了。这就是当年那次“公考”不可告人的“残酷内幕”。
说句良心话，此事我在内心深处对沈校长并无一丝恨意。因为他与我前世无冤，今世无仇，在主观上也绝无害我之意。他的所做所为完全是出自于一个父亲“望女成凤”的本能反应，无可厚非。换作是我亦将倾力为之。
必须承认，沈校长是个爱才之人。我能调入中学工作没有他的首肯我就不可能成为一名中学语文老师。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还应感激于他。但不管怎么说，他都是一位称职的好校长、好父亲和一个为农场教育事业发展作出过突出贡献的人。只是他的两个女儿太不给他争气了，尤其是在1983年我们一批9名在职教师参加全省“带薪进修”统考，却唯独他的两个女儿被双双淘汰出局，让沈校长在整个农场面前丢尽了颜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