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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常常搞不清，自己到底是乡下人，还是上海人。
我家住在城乡交界处的普陀区的一个新村里，我生于斯，长于斯。虽说这里算是市区，但新村路的一路之隔，一步之遥，即是城乡的分界。南边为市区，北面为宝山县的长征公社，弥望是一片青葱的绿地，也是我们春天闲逛秋天抓蟋蟀的良好处所。农民运送蔬菜的沉重的拖车，常在我们家门前缓缓行过，留下年轻农民弓腰曲背的汗津津的赤膊背影。
因了口音和穿着的缘故，在新村里和学校中，老是有人说我是乡下人。我的父母来自嘉定农村，闲暇时，大人也带我回老家住一阵。于是带回了一口浓重的乡下口音，穿着一身姑妈织的娘舅做的土布衣服，成了一个活脱脱的乡下孩子。外婆说，男孩子顽皮，洋布的衣服容易坏，于是给我做了不少土布衣裤。弟弟性格倔犟，嫌难看，不愿穿。我心里虽然也有同感，只是比较怯懦，不敢明确反对，于是日复一日地土里土气着。其实当时就是在乡下，穿土布人的也不太多。
一些新认识的同学往往会问我，你家住在乡下吗？于是我便罗里罗嗦地解释一番。住在市区的某些人，往往想表示一下市区居民的优越性，常对我讲乡下人怎么怎么，比如他们比较脏脏，比较土，比较笨等等。我听着很反感，心想，你又比他们优秀多少呢？由于我的乡村口音重，遇到和同学间口角时，对方便会唱起“乡下人，到上海，上海闲话讲不来，秘戏秘戏炒咸菜”的儿歌以示轻藐。对着自己的满身土气，我总有些自惭形秽，因为平时听那些自以为是上海人的说起乡下人，总有一种居高临下的藐视的感觉。
我进小学的时候，正是文化大革命初期。一日，看到我穿着土布衣服，读中学的邻居莉莉问我，你们家在乡下是什么成分？我说是贫农。她接口道：贫农是半无产阶级。那时一直宣传无产阶级如何如何好，如何如何光荣，听她说我家是半无产阶级，我口中虽然无从辩驳，心中是老大的不高兴。但事情往往出人意料，富有戏剧性。过了不久，他的爸爸因阶级成份问题被打倒了，不时开斗争会。尽管大家是邻居，我却暗自有点幸灾乐祸的感觉：不是说我家是半无产阶级吗？你的爸爸怎么被打倒了呢？你家是什么阶级呢？
学校放假时，我跟着外婆来到乡下，但乡下的大人小孩却并不认为我是乡下人，而认为我是地道的上海人。男孩子一般比较顽皮，时常要犯些这样那样的错误，大人们就说：哎，你这个上海小囡怎么这么皮！而读中学的大块头则偏偏对我说，你们上海最小气，请人家吃饭，用小碗盛，吃了三碗也没吃饱；你们家住在普陀区，又破（普）又大（陀）。你们上海房子小，一家五个人，只有十八个平方，身子也转不过来，还没有我们的饭厅大；我家的猪圈也有二十个平方呢！有一回不知什么原因，舅舅家的小我几岁的女儿英英和我拌起嘴来，她说，你们上海人有什么好？还不是靠我们乡下人养活？水门汀上种不出粮食来，没有我们乡下人，你们饭都没有吃听起来好象也有点理由。
哎，也真累！在上海，我要为乡下人的辩护，当别人贬低农民的时候，我会说他们吃苦耐劳不怕脏累的优点；在乡下，我却又为在为上海人辩护，当有人挖苦他的时候，我会地讲上海人聪明能干细心谨慎的优点。我何以一身肩负着双重的责任？但我不明白，为什么上海人不认为我是上海人，乡下人也不认为我是乡下人？我好象成了照镜子的猪八戒。
于是，我常常感到心情沉重，有点疲惫，也有点迷糊：自己到底算是乡下人呢？还是算上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