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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早就想写点东西记述我的父亲，只是不知从何说起。这次回家又见他老人家似乎苍老了许多，已经快80的父亲因为患有关节炎，走起路来越发不灵活了。看着他满是皱纹的脸和已经花白且日渐稀疏的白发，我深深地感到与父亲相处的时间已经越来越少了，所以赶紧提笔想为父亲写点什么。
父亲是一位脾气很温和的人，在我的记忆中他发火的次数都非常有限，我是家里的老小，因此父亲也特别疼爱我，几乎没有批评过我，更不用说打我了。他也从未和相邻闹过别扭，甚至没有红过脸，村里的青年人大都很尊敬他。在前些年，他很乐意为年轻人的婚事牵线搭桥，还经常经管村里其他人的红白事。俗话说，说媒管事生闲气，可他并未从中“吸取教训”而是乐此不疲，用他的话说就是，咱又不图别人的东西，就是做好事，再说，咱又能为别人帮上什么忙呢。父亲早年是个兽医，因此在前些年他身体比较好的时候，经常闲不下来。东家的猪西家的羊，哪个有病，也不管什么时候，随叫随到。那年，邻居家的牛难产，他给做手术，熬了个通宵，大牛和牛仔都保住了，感动得人家不知说什么好，但是父亲却说，邻家事嘛，能帮就帮。改革开放以后，他过去的同行相继都办起了门面，靠着政策和自己的手艺挣开了钱，但是他偏不，依然干着没有报酬的事。只是后来身体越来越差了，没有精力了才慢慢歇手了。村里原先和他学的几个年轻人都相继改行了，干起了其它更能赚钱的行当，父亲觉得很可惜，说在农村这是很有用的一门手艺，怎么现在没人愿意干这事呢？
在我的眼里，父亲是一个很能行的人。他小时候只上过3年学，后来却能看书看报，而且学了兽医，水平在方大圆还挺有名气。听村里人说，50年代他刚从部队复员回来，仅一副草药就救治了邻村一个病重的牲畜，从此留下了“刘一副”的美名。父亲对算盘还比较精通，乘法除法都打得比较熟练，在我小的时候我感觉他太了不起了。在农村，他还能干泥水活，盖房建屋，在我们这还是颇有名气的大师傅呢。他干木工，从没投过师傅，但有一件活却让我们村的人吃惊不小。80年代后期，他准备给我们家打辆架子车，但我们当地的木匠一直不凑巧，于是，他就看着别人的架子车自己干起来，做出的活样子和质量都挺不错。父亲也很谦虚，自己不懂的就虚心向人家请教，不管年龄大小，还问过我很多问题呢。
父亲对我们姊妹做人方面的要求比较严格，而且他也是身体力行的。他经常教导我们，做人要走正道，不能让人指脊背。并且说人生在世，三类事不能做，一是违背公德的事，二是对不起良心的事，三是损人利己的事。他对我们上学的事很支持，而且还因为哥哥逃学的事，对他用过“家法”几个姐姐因为遇上文化大革命那个年代，上到初中高中基本就回家劳动了，我是沾了政策的光，念了大学。参加工作后，父亲一直叮咛我要好好干，把公家的事干好，还要求我说话要注意场合，不要乱讲。我笑说，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讲究言论自由，他却不这样认为，还说干你们那工作，要把嘴上的关把严。我知道父亲虽然讲不出什么高深的道理，但那些浅显的话中却包含着对我的关心。
父亲是一个比较知足的人，虽然一辈子没有什么钱，但在对待钱的态度上，有时却比较大度。解放前，父亲作为部队上的兽医官在甘肃随军起义，后辗转回到农村。80年代后期，乡上的民政员找到家里，说要落实政策，每个月给父亲发放一定的生活补助，当时每个月只有10元。村上的人要他找政府多给点，但他却说，本来这些钱就像秃子头上的虱子，它不长咱也不想，现在国家给了，给多少就多少，还有人没有享受到的呢，何况是人家主动找的咱。现在父亲年纪大了，有时我们几个作子女的给他买点吃的穿的，他嘴里不说什么，但我能感觉到他心里乐滋滋的。
父亲是一个心里不爱装事的人，比较豁达。他睡觉的时候鼾声特别大，而且前觉特别紧，天刚黑就瞌睡，有时正说着话就睡着了。有些事，母亲非常着急，但他心里没事，还安慰母亲说，车到山前必有路，着急也得过不急也得过。在我的印象里，没有什么事让父亲火烧火燎，急急匆匆过。而且，他对生死也看得比较开。记得83年祖母去世的时候，我们几个孙子辈的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伤心得不得了，而他反倒安慰我们说，人活再大总是要死的，这是自然规律，哭又不能哭活，要是能哭活就大哭好了，关键是看老人在的时候的表现，老人在世时不好好孝敬，死了如果还哭别人会指脊背的。2002年父亲因为高血压和脑梗，我们都很担心，姊妹几个商量先给老人把寿材做了，但发愁这件事怎么给老人开口呢？最后母亲把这事告诉他的时候，没想到他倒很豁达，说人死如灯灭，什么也没有了，如果你们想弄，随便弄个就行了，不要太好，反正总是要埋在土里滥掉的，不要增加经济负担。
父亲生活在农村，对农村的古老礼仪比较重视，有时还爱较真。比如每年大年初一吃饭前，先要给祖宗们献上，老祖宗们“吃”了，我们才能吃。每年过年的时候，父亲不管买不买其它的，两样东西他总是要反复询问，一是纸钱，二是鞭炮。我上大三那年的除夕，天刚黑的时候，父亲要我去放鞭炮，我却强着要在大年钟声响过之后再放，其实是赖着相看春节晚会呢。父亲显然有点生气，就索性关了电视，不让我看春晚了。我当时也有点任性，就将买的鞭炮全部放完睡觉去了，结果闹得不愉快。按照父亲的说法，放鞭炮是有讲究的，除夕晚从家里放出来，大年初一早上从门外放进去，取除旧迎新之意，而且，初五十五都要放。过年的时候，他把这件事说给我表叔听，我表叔让我不要和老人计较，按照老人的意见办，老小老小嘛。其实当时事过去以后我就挺后悔的，为这事干嘛和老人要较真呢？所以，以后在涉及传统事宜的时候，我总是尊重老人的意见，他让怎么办就怎么办，顺着老人的心思来。
我有时一个人忽然想到父亲的时候，常能想到他过去为我的点点滴滴。我上大学的时候，家境并不宽裕，虽然每学期花钱不是很多，但对于没有什么额外收入的家庭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每年的冬季，父亲都要提着自行车去城里卖熟红薯。母亲很早起来把红薯蒸熟，父亲就用两只笼带出去卖，通常赶到城里的时候，正赶上城里人吃早点的时候。而且父亲舍不得用卖的钱给自己买点吃的，总是赶回家吃饭，经常误了吃饭的时间。那时候父亲已经60多岁了，我想象着他推车沿街叫卖并还要时不时躲着城里执法人员的样子，常常禁不住流下泪来。
父亲现在已经快80了，和农村其他的老人一样，在安享着晚年，冬季太阳出来的时候，也和其他老人坐在太阳暖暖里，打打牌或闲聊聊。而每个周末，也都盼望着子女能围在他身边。父亲，一个平凡而知足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