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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出怪人，盛世出狂人。
之前，觉得号称“别人都骂人是王八蛋，可我有本领证明你是王八蛋”的李敖狂得有型。读了狂人刘文典——远去的国学大师及其时代，才发现，就“狂”而言，李敖还不是第一名。
李敖说：“前数五十年，后数五百年，中国写白话文第一名是李敖，第二、第三名还是李敖。”刘文典说：“在中国真正懂得庄子的，就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庄周，还有一个就是刘文典。”看似有异曲同工之妙，其实不然。
李敖写书100余本，96本被禁，骂过3000余人，约有99%的被骂者曾经反驳和正在反驳。李敖不得不感叹：“做弱者，多不得好活；做强者，多不得好死。”刘文典的著作收于刘文典全集（安徽大学出版社，精装32开本），仅一套，不过3684页，但篇篇有分量；骂过的人也不多，但都骂得人家低头不语。
1929年，安徽大学闹学潮，蒋介石十分恼怒，责令40岁的校长刘文典亲到南京说明。刘文典素来认为“大学不是衙门”对老蒋的措辞极为愤懑：“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见刘文典戴礼帽著长衫，昂首阔步，蒋介石面带怒容，既不起座，也不让座，冲口即问：“你是刘文典么？”刘文典更是愤怒：“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长辈叫的，不是随便哪个人叫的。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随即，两人互相拍桌大骂，一个骂“你是学阀”一个骂“你是新军阀”蒋恼羞成怒，当场打了刘文典两记耳光，定个“治学不严”的罪名，将他关了监狱，还扬言要“解散安大”后经蔡元培、陈立夫等斡旋，蒋才以“即日离皖”为条件，释放了刘文典。
1993年，东吴大学校长、蒋介石嫡孙章孝慈亲自为李敖发出教授聘书。按说，李敖出狱后谋得这份“正式职业”应当感谢章孝慈。没想到，9月开学，李敖上课那天，竟是以骂章孝慈的爷爷蒋介石、爸爸蒋经国开场，然后才进入正题。此后，李敖骂老蒋就一直没有停止过，甚至已成为家常便饭。但同样挨骂的老蒋，感受绝不一样。谁都看得出，搀杂其中的私人恩怨，大大影响了李敖的发挥，所以，他无论如何也不比刘文典骂得酣畅淋漓。
在西南联大，刘文典专心研究古典文学，很看不起搞新文学创作的人。以激流三部曲名噪一时的巴金自然难入他的视野，也不会正视闻一多、朱自清这些“才子”出身的教授，对讲授语体文写作的作家沈从文更是蔑视。当他得知西南联大要提升沈从文为教授时，立刻勃然大怒：“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四毛钱！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更有甚者，一次跑防空警报，刘文典忽然看到沈从文也夹杂在拥挤的人流中，惊慌失措，顿时怒上心头。他顾不得自己气喘吁吁，冲到沈从文面前就大声呵斥起来：“陈寅恪跑是为了保存国粹，我跑是为了保存庄子，学生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的希望。可是该死的，你什么用都没有，跑什么跑啊！”李敖也骂同骖，逮谁骂谁。女作家三毛自杀以后，李敖也没忘骂上两句，著文批判“三毛式的伪善”称三毛的言行，无非白虎星式的克夫、白云乡式的逃世、白血病式的国际路线和白开水式的泛滥感情而已，让众多三毛迷们如鱼刺在喉。平心而论，三毛并不完美，或许还有人格缺陷，但拿一个刚刚死去的女人开涮，实在骂不出刘文典那种激情。
何况，刘文典骂人还有那么多喜剧元素，常常是骂与被骂都能释怀，观者则忍俊不禁。西南联大青年教授陶光是刘文典的得意门生，经常为学问之事登门请教。一段时间，久未谋面，甫一见面，刘文典就劈头盖脸一顿臭骂，说陶光“懒虫”、“没出息”、“把老师的话当耳旁风”陶光莫名其妙，正要怒目反击，忽见刘文典用力一拍桌子，更加大声说：“我就靠你成名成家，作为吹牛本钱，你不理解我的苦心，你忍心叫我绝望么？”刘文典哪须靠陶光成名成家？但这番幽默确让陶光很受用，几乎破涕为笑。刘文典发过火，也释然，热情挽留陶光吃晚饭。
这就是“怪人”或者“狂人”刘文典。他精通英、德、日、意等语言，学贯中西，尤精国学“二十岁就名满大江南北”还当过孙中山的秘书，师从章太炎学说文，与鲁迅为章氏同门弟子，与陈独秀亦师亦友，胡适、陈寅恪曾为他的书稿捧场作序，也跟蒋介石干过仗，与毛泽东握过手
这样一个大学问家站在面前，我只有倍感卑微和羞惭。因为他所校勘的那些古籍，我几乎一本也未读过，就连刘文典全集也是读得云里雾里，难怪有那么多人要被他骂了，活该。
还好，我在读这本狂人刘文典。尽管历史的烟尘弥漫，已难分辨隔着数十年光阴的历史碎片，但从一个“怪人”和“狂人”的背影中，我仍读出了一代学人的坚守，看到了一代知识分子的气节。而这些，或许正是今天我们渴望回归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