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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童年时代，电视还是奢侈品，听收音机才是精神生活的主题。
那一年，父亲又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县上破例奖给他一台“红灯”牌收音机。颁奖的时候，县长非常小心，生怕父亲没有接稳而迟迟不肯松手。父亲更是谨慎万分，双手捧了收音机紧紧贴在胸前，直到回得家来，轻轻搁在书桌上，才敢出一口长气。
有了收音机，我们家似乎一下子阔气了许多，好些久已不来往的亲戚朋友都相继恢复了交往。大方一些的有事没事都来串门，一进屋就趴在收音机前凝神谛听；腼腆一点的则搬了凳子有意无意地靠近我家窗户闲坐，手里摆弄着小零碎，耳朵却固执地竖着。每当这个时候，父亲就会把收音机的音量开得大大的，让绵绵不绝的说话声和慷慨激昂的音乐声飘得很远、很远。
那时我还是小孩子，对其他节目的兴致不高，惟独爱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小喇叭和星星火炬。用现在的眼光看，当时这两档节目的形式似乎过于简单，制作也显得朴素，但内容却非常丰富，尤其是侯玉茹老师播讲的儿童故事，让人十分着迷。她的声音如同磁石一般，几乎弥漫了我的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我相信，和我一样的许多人，都曾经在这个清澈如山泉、动听如百灵的声音里痴迷过、陶醉过、神往过。
那时候，我们几个孩子最爱围坐在一起描绘侯玉茹老师的形象。有的说，她就是传说中的天使，有洁白如雪的翅膀；有的说，她更象童话里的仙女，身披金色霞光，脚踏五色祥云；只有二丫傻乎乎地说可能象她的姐姐。二丫的姐姐我们都见过，她是我们小县城里少有的美女。即便如此，二丫的姐姐也不能够和我们心目中的偶像相提并论呀！所以，她的话刚一出口，就招来大家一番抢白。二丫立刻闭了声，从此再不敢发表侯玉茹老师象她姐姐之类的谬论。
神秘是永远的诱惑，但是，不能够参与的神秘只是虚构，能够参与的神秘又带着某些遗憾。偶像也是如此，站在远处看，我们往往被他们眩目的光环所迷惑，一旦走近，才发现偶像原来就是自己的近邻——这是二十年后，我和侯玉茹老师站在北京广播学院的白杨树下谈心时最真切的体会。
1998年春，我作为四川省语委推荐的学员到北京参加国家级普通话水平测试员培训班学习。四月的北京乍暖还寒，南方早已莺飞草长，这里依然寒气逼人。由于火车晚点，我赶到北京广播学院招待所已经夜里11点了。校园里早已寂静无声，招待所门厅的大吊灯也早早地“休息”了，只留下吧台上三两盏昏昏欲睡的台灯无精打采地亮着。见有客人入住，一位体态臃肿、衣着朴素的老太太马上迎了上来，问我是不是参加培训的学员。我点点头，告诉她火车晚点了。老太太连忙宽慰我说：“你还不算最晚的，有几个广西和贵州的学员还不知什么时候到呢！我这不在这儿等着么？”老太太一边说，一边帮我办好手续，把我领到房间，还罗里罗嗦地交代了一系列注意事项。
第二天清晨，老太太一大早就在楼道里催我们起床。她特地叮嘱女学员要擦点护脸膏、护手霜什么的，说是北京的春天风沙大，皮肤容易皲裂，形象受了损回去不好向家人和朋友交代。我暗暗觉得好笑，心想国家语委怎么会派这样一位老太太来照看我们，象保姆似的，也不嫌烦。不过，转念一想，能够在远离故乡的日子受到如此这般的关怀，我们心里还是有一种隐隐约约的感动。
当天的开学典礼足足进行了三个小时，最后一道程序是介绍任课教师和班主任。任课教师有好些都是常在电视里露面的名人，所以，每介绍一位会场里都会出现一阵骚动。介绍班主任的时候，全场却静得出奇。大家都没有想到，招待所里那位保姆一般的老太太就是我们的班主任，更没有想到，她竟是影响了我们许多年，也让我们惦记了许多年的侯玉茹老师！那一刻，来自天南海北的学员们都怔住了，惊奇、诧异、感慨万千滋味齐聚于心。短暂的沉默之后，会场上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
没想到侯玉茹老师是如此普通的一个人！和北京街头的其他老人们一样，走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几乎没有人刻意留心她的存在，即便是坐在庄严肃穆的主席台上，她也丝毫没有名人的派头。我甚至觉得，她就象我远在川北乡下的母亲，朴素而又平和。这形象不仅和我们意念中的天使、仙女相去甚远，和二丫的姐姐也无法相比呵！那天，陪侯老师在玉渊潭公园散步，我忍不住把心里藏了许多年的谜说给她听。她笑了，问我是不是很失望？我说没有失望，相反，觉得更真实，您的宽容、善良和关爱让我感受到了您声音背后更动人的魅力。
说这番话的时候，我特别自然，我相信我的表述中绝没有恭维的意思。真的，我相信，孩提时代缤纷的想象终究会在季节轮回中丢失，但那些曾经打动过我们心灵的声音却永远不会淡漠。多少年来，侯老师用真情传递给我们的启迪和呵护，早已凝成我们生命里真、善、美的坐标，哪怕岁月渐行渐远，藏在时间深处的感动也会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不邀而至。
和侯老师相处的那一段日子里，我们几乎忘却了考试的压力。每天早晨，她总是早早地站在教室门口，向遇到的每一个学员微笑致意，等上课的老师进了门，她又会象小学生一样端端正正地坐下来听讲、作笔记。有不少年轻的任课教师都曾是她的忠实听众或者学生，讲课的时候免不了举一些她当年播音的范例。每当这个时候，她就会恶作剧般举起手，上课的老师以为她要纠正什么，于是，恭恭敬敬地请她发言，没想到，她却用刚学会的四川方言大声说：“说正事，那些壳子空了吹”惹得全班同学哈哈大笑，任课教师只好紧急刹车，从此不再举她的例子。
轮到她上课了，她一反常态不让全班学员整整齐齐问好，而是叫大家依次起立，一个一个喊她的名字。起初，我们都不解其意，到后来才知道，她是用这种手段来诊断我们的发音问题，纠正我们的发音方式。几个回合之后，全体学员都能够字正腔圆地称呼她了，侯老师高兴得象得了小红花的幼儿园小朋友似的，连声说：“谢谢！谢谢！你们终于帮我正了名。”
我也当了很多年教师，也曾潜心钻研过教学艺术，但这样的教学方式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可比我们在教材教法中学的那些原理管用多了。就这样，侯玉茹老师不仅用近乎童稚的方法完成了对我们的训练和改造，还真心实意地维护了一个个成年人的自尊。听到她幽默的评价，全班学员都开心地笑了，笑声里不仅有被启迪的喜悦，还有被善待的感激！
北京的春天似乎特别短，刚刚还是春寒料峭，转眼又绿意婆娑了。两个月的进修转眼告一个段落，就要离开北广了，大家都依依不舍。同学们合计着要给侯老师送一件纪念品，她坚决不让，实在拗不过大家的心意，她才很不情愿地说，那就照一张像吧，在照片背后写上大家的名字和联系方式，以后有机会出来，我会想起这一方还有我的一个孩子，到时候再来看你们。
如今，这张珍贵的照片就摆在我的案头，侯老师的电话也被我设置成了手机里第一个亲情号码。尽管现在我们已很难在广播里听到侯老师的播音了，但只要拿起这张照片，只要拨通这个号码，我就能够听到一个遥远而亲切的声音，想起一个慈祥而善良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