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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刚出生三天就挨了两巴掌。
第一巴掌是接生的女医生打的。据说，有不少孩子生下来以后都要挨医生的巴掌。医生这一巴掌的意义十分重大，一是必须打，一巴掌打下去孩子就哭了，这一哭，呼吸也就顺畅了，有利于健康；二是应该打，因为母亲生孩子实在太辛苦，给他一巴掌是让他知道来到这个世界是多么不容易。不过，医生给儿子这一巴掌却打得有点冤枉，因为，儿子刚一落地就已经在放声大哭，且声音洪亮、底气充沛，根本用不着医生再来一巴掌。多年以后，我曾经问过医生干吗要多此一举，医生说：“习惯了，不打一巴掌就觉得有件事情还没有做，心里不塌实。再说，这孩子胖乎乎、粉嘟嘟的，怪惹人爱，谁见了都想给他一巴掌。”
第二巴掌是我打的，我打他绝对不是医学上的原因，而是缘于自己的暴躁，这一巴掌儿子挨得更冤枉。那是儿子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三天深夜，他在襁褓中撒了尿，感觉很不舒服，决定用哭这种方式给我提个醒。我立刻响应，为他换了尿布。这一来，儿子愉快多了，突然想到要向我致谢，于是，又是嚷，又是蹬，开始了他自以为恰当的表演，三下五除二就把襁褓挣开了，而且，任凭我怎样哄骗都不肯再裹上。儿子越来越兴奋，咿呀之声越来越响亮，同室的其他两个孩子相继被吵醒，竟不顾一切地放声大哭起来。本已万籁俱寂的产房刹那间响起了夜半“大合唱”产妇们、陪护们怨声四起。我气坏了，照着儿子的小脚就是一巴掌，结果，儿子哭得更厉害。大家都吃了一惊，纷纷转过头，象看怪物似的望着我，我不由得红了脸，愧意顿生。
从那以后，我再不敢动孩子一下。即便在儿子最调皮的那几年，我也和妻子一起相互勉励着，不让他受半点委屈。那一份折磨对我来说是一种很难得的修炼，到现在我还心有余悸。
一岁以前，儿子爱睡“倒瞌睡”白天睡得昏天黑地，一到晚上就兴奋不已，想尽了办法折腾，闹得左邻右舍一肚子意见。于是，每到半夜，我就抱起他走出家门，到空无一人的操场上去“散步”说是“散步”其实有自我安慰的嫌疑，累了一天的我早已困倦不堪，眼皮不停地打架，儿子却非要我不停地走。只要我的脚步在移动，他就乖得象天使，静静地躺在臂弯里，瞪着一双小眼睛，无比幸福地望着满天星斗出神；只要一停下脚步，他马上就会“晴转多云”甚至来一场铺天盖地的“响雷”和“暴雨”为了不影响别人休息，我只能强忍困倦，一圈又一圈，无休无止地溜达。下半夜，好不容易看见他闭了眼，发出了细微的鼾声，以为他也累了，准备休息了，赶紧抱回家放在床上，谁知，他对床特别敏感，刚一放上去又醒了，一双小眼珠滴溜溜地转，好象在问：“怎么了？就这样结束了？我还没有玩够呢！”无奈，又赶紧抱起，三步两步下了楼，继续绕着操场“长征”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很久，以至于我那“滴滴答答”的脚步声竟成了那一年十分鲜明的夜的节奏。
后来，我当了那所学校的“小头目”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了，全校几百号教职工和几千学生都眼睁睁地盯着，我再也不宜抱着儿子满世界溜达了。在经过长时间的思想斗争后，我狠心将儿子全托给了张阿姨（后来，儿子一直把张阿姨叫张妈妈）。
儿子一去就是近两年，等他再次走进自己家门的时候，已经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托儿子的福，这时候我又当上了学校的“大头目”成天早出晚归，很难与儿子见上一面，自然也就少了打屁股的机会。
没有巴掌伺候，儿子同样很乖。在幼儿园里，很听话，上了小学则更懂事。二年级的时候，竟然在全校讲故事比赛中胜过高年级学生，获得了一等奖，在其后的文艺比赛中，还担任了小主持人“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学校发给他一张“三好学生”奖状，电视台专门为他录制了专题节目。那一段时间，儿子几乎成了明星，走到哪里都有人指指点点，连我们也跟着沾了不少光。
可是，到了三年级，儿子却来了个180度急转弯，突然变成了班上的“问题学生”终于有那么一天，我们被老师请到了学校，在历数儿子的诸多不是之后，老师发出了再也无能为力的感叹。我们的心理底线被彻底摧毁，所有的自尊、希望、幸福和荣誉转眼变得荡然无存，就象辛苦积攒了一辈子的血汗钱瞬间被偷了个精光，我至今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来形容当时的心情。回到家，我打了儿子的屁股。我以为，最严厉的惩罚一定会引起儿子的忏悔，万万没有想到，儿子眼里居然没有一丝悔恨。没有哭，没有讨饶，更没有吱声，他只是默默地站着，泥塑木雕一般，任凭巴掌重重地落在屁股上。我无法理解儿子的陡然逆转，只希望那是一场噩梦。其实，是噩梦还好，总有醒来的时候，而且，噩梦醒来往往是明媚的早晨。但是，老师斩钉截铁的宣判击碎了我的幻想：“别再做梦了，自己的孩子自己心里有数，是烂泥巴，就永远扶不上墙。”
家里有个问题孩子，全家人都会抬不起头，尤其象我们这样的家庭，有半数以上成员都是教师，从幼儿园教师到中学、大学教师一应俱全，还有一老一少两个是校长，我们的朋友圈子中，教师的比例也一直居高不下。以前，邻居们常常开玩笑说，你们家干脆办个家族学校吧，我们都把孩子送来。现在，自己家里突然有了一块“烂泥巴”办个学校怕是没人敢进门了，非但如此，连我们自己都开始害怕听到“老师”两个字。只要电话铃声一响，只要谁高声喊一句“有老师找”我们就会立刻表现出本能的恐惧，深怕儿子的老师又要找我们“谈谈”
在多次沟通之后，老师最终答应让儿子重返课堂，但是，却设置了一个紧箍咒，让家长随时关注孩子的举止，一旦再出问题就立刻带回家。说真的，当了十多年学生，又做了十多年老师，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形。我不敢怀疑老师的陈述，因为她眼里那一抹气极而恨的余光已经明白告诉我“恨铁不成钢”早就变成了恨儿子“一颗鼠粪坏了一锅汤”但我又不免疑惑，为什么一个好端端的孩子会在眨眼之间变得如此不可理喻？为什么昨天还是学校的“三好学生”今天突然就成了无可救药的“问题学生”？我没有从老师那里得到答案，只能独自审视我的儿子，期待着从他愈发寂寥的话语中去揣摩他嬗变的轨迹。儿子还是儿子，依旧穿着他无比喜爱的巴西足球队10号球衣，依旧背着我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他的“米奇”牌书包，依旧在回家的时候轻轻地敲门，并且怯生生地向我问好只是，多了一份沉默，一层自闭。
作为父母，我们并没有期望儿子鹤立鸡群、光宗耀祖，他曾经带给我们的那些荣耀和自豪，对我们来说已经是意外的惊喜了。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他能够健健康康地成长，堂堂正正地做人，踏踏实实地做事，平平安安地生活，除此，我们别无他求。但是，我们绝不能放任儿子将对自己、对他人、对家庭、对社会的责任丢在一边，不管是否有错，都该坦诚地面对，而不能任性地回避。也许，我给儿子的那一巴掌很快就会没了印记，但我相信，留在他心灵深处的创伤肯定还在，而且，一定会在渐行渐远的岁月里长成晶莹剔透的珊瑚。我也知道，我给儿子的伤痕或许就是将来他与父母之间的裂痕，但是，请原谅，儿子，即便如此，我也愿意以亲情为代价去换取你对未来的责任感。
这年春天，迎春花开的时候，我调离了原来的城市，带着“问题儿子”到了另一个陌生的城市。
转学第一年，儿子经常收到从前的同学给他寄来的信和明信片，读着读着，他就流泪。我有些担心，害怕从前那些“坏孩子”继续影响他，于是，偷偷看了几封，这一看还真让我吃惊，字里行间不仅有少不更事的想念和牵挂，还有绵绵不绝的感激与敬佩，当然，也有那么几个孩子还在一个劲儿地劝他要顺着老师，不要和老师闹别扭。
教师节来临的时候，儿子开始给从前的同学和老师回信，同学太多，无法一一问候，他选择了寄明信片的方式，明信片上千篇一律地写着“祝你学习进步”一类的话语，没有半点新意。唯独写给老师的信很长，也最有感情。在信的末尾，他这样写到：“秋天来了，大雁已经飞过我们城市的上空，我托大雁捎去对您的问候！”
老师没有给儿子回信，也许工作太忙了，也许孩子们的问候太多没顾得上一一展读。儿子也没有计较，仍然在每个教师节来临的时候认认真真地给老师写信，一如既往地向老师表达问候。
儿子至今没有向我说明那一段经历背后的原因，我也没有再问过他，更何况，他现在已经在另一个城市的一所知名小学里当了班长，最近天天在家里对着镜子刻苦训练演讲，准备竞选少先队大队长。这时候，再去揭过去的伤疤似乎显得多余且残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