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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绕开那些无辜的偶像，去寻找与他们风格近似的同时代的作家——很奇怪，他们的命运竟然是备受冷落——进行一次有趣的比拼和对照。我想，我要做的事情，正是为那些被“小资”或者“bobo”或者所有那些与时尚沾边的所谓“时尚人士”涂改亵渎的作家恢复名誉。在一阵燥热之后，应该回到平静。但是，当一个“媚俗”的年代与我们擦肩而过，代之而来的是更可怕的装腔作势和附庸风雅。
——张永义后“媚俗”时代的阅读
四十年前，当约翰巴思引证博尔赫斯的时侯，居然有美国人忿忿地指责他，说他杜撰了这么个人。我们不知道当时巴思苦笑没有，假如真是巴思杜撰出了博尔赫斯，那他真是功德无量了。其实，博尔赫斯才是真正的杜撰者，他杜撰了一部特隆第一百科全书，他虚构了一座“巴别图书馆”他虚建了许多皇宫，他甚至毫无根据地发明了一个古代的国家——“特隆”历史在博尔赫斯笔下不再是一间停尸房，已然成了一件随意雕塑的玩具，还是约翰厄普代克理解了博尔赫斯的精髓，他说：“他的小说具有论辩的紧密质地，他的批评论文则有虚构作品的悬念和强度。”相较之下，我们对余秋雨的苛责就未免过深了，这位出生于1946年的浙江余姚人，从1992年带着他的历史散文文化苦旅走近我们，到新近的封笔之作借我一生，已有十二个年头，这期间的赞誉和骂名此起彼伏，在文坛上演绎出一浪高过一浪的论战，继余杰、孙光萱、古远清、周泽雄、王友琴等相继向余秋雨“发难”后，由书海出版社于2003年7月出版的金文明的石破天惊逗秋雨，号称“硬伤126处”为“勇士”挥师直抵秋雨书城，这些差错力图证明余秋雨的文史功底如果从专业的角度衡量，还有相当的欠缺。读书有时“不求甚解”或是疏于检索，临文时仅凭记忆，在真正的学者看来不够严谨。其终结性的结论是：该君只是一个文人而不能称其为学者。尽管如此，仍未挥去余秋雨身上的光环，借我一生以首印四十万册获得骄人成绩。但似乎成功的本身也是他的罪证：“他媚俗，因而他有罪。”愤怒的十字架竖立起来了，痛苦的战士手执锤子和铁钉，要在文学和史学的领域审判余文，吁请它的退出。
毫无疑问，在文学的圣坛上“媚俗”曾经是一个非常刺耳的术语，用来描述艺术家的“从众主义”立场，并且注定要遭到道德化的抨击。但在市场垄断一切的时代“媚俗”已不再是一种罪恶，而是一种基本的文化策略，用以从大众的口袋里找回金钱和尊严。“媚俗”的合理性正是这样被确认的，它诱导着中国知识阶层的妥协和蜕变。如果说“媚俗”是写作的内在倾向“作秀”则是其外在表现，[“秀”源自英文“show”(表演)一词的音译———编者注]。崇高、悲壮、伤痕经过技术层面的处理再向大众倾销，以唤回群体的共振，此时，文化业已成为一种消费，以前所未有的亲善紧追大众之后，追求近距离的沟通，面对苛责，余秋雨有充足的理由感到委屈，时势造英雄而非英雄造时势在任何时代都是铁的定律。
活在市场经济的今天，我们生活在时代的间隙里，没有传统的价值中心，即快乐又迷惘。“所有的人都腰缠万贯，所有的人都又一无所有”英国教育学家查尔斯纽曼在后现代气息中写道。仿佛一夜之间，我们因选择的充分可能性而丧失了选择的能力，这就是后一切时代，正像查尔斯詹克斯[1]所说的那样“后”（post)只简单地陈述你所离去的地方，而不是到达的场所，走到这步，精英已不再引领大众，而是大众支配“精英”这种结构倒置的后果就是精英的全面湮灭：这个曾经散发着思想香气的阶层，已经被大众与全球一体化市场与资讯洪流所吞没。后工业时代赋予每一个人成为信息精英的机会，它适时的替我们消解了各种知识权力、话语权力、政治权力所形成的伪价值观，任何一个阶层都不能因为独享信息而成为权威，我们丧失了高度，也丧失了主流，我们失去了精英，失去了引领一切“正确”的唯一，道路变得纵横密布，交迭反复，民众拒绝精英告诉我们怎么做，相反渴望有人能了解大众内心的诉求，谁能敏锐的捕捉到这一诉求，谁就将是这个时代的英雄，谁就将“秀”出真正的风采。
这一点上余秋雨是十分清楚的，1998年他在联合早报75周年创刊盛会上发表演讲，提出了“桥梁式人物”的概念，提到了文化人整体人格的提升，强调沟通，强调群体性的被认同、被接纳是余秋雨整个思想核心，而他也正是按着这一思维模式去实践去完成的，无可厚非。对于一个充满着阔大意象的中国文化而言，余文的成功决不是偶然，以小日子、小情趣、小思想和小笔触为基本特征的“小散文”尽管获得城市市民的热烈鼓掌，其局限却不言而喻。余秋雨的出现正是基于中国文化对大散文的内在需求而诞生，悠远的历史、博大的地理、以及苦楚行走的文人豪情，这些外在的话语时空在这个革除了深度和力度的“后文化时代”蕴酿成一股有着深切忧患意识的民族文化怀旧时尚风，历史与文学在这里整合成新一轮的话语文本。历史利用文学获得“美丽外观”而文学利用历史获得了“精神深度”使封存的历史中的传统价值和现代生活的断裂获得某种修复与再生，恰好暗合了大众的精神需求，历史不再因枯燥与高深而难以企及，任何一个初通文字的人都可以轻易的越过话语障碍荡漾在怀旧的温柔情调之中，人们因此欢欣鼓舞。只不过这样的历史是余秋雨似的历史，对于考证余文中的史料价值的人来说无疑是一种误读。就连余自己也说：“我认为，年轻人热爱文史知识不错，但是大量非专业的年轻人没必要过度地沉溺在浩如烟海又真伪难辨的古代文史细节间。因为这样做既是个人的不幸，也是中国文化的不幸。”
龙应台[2]比较理解这一点，她说：“我们现在的社会就是跟传统社会没什么接触的社会，有人用美丽的文字把这种传统重新表达，我觉得很好，就是有一点我不太满意，有点滥情。”滥情一说是对余文的又一强势攻击点，有人总结出后资本主义时代言说者的话语策略：1。确立具备市场价值的话语姿态(这个过程是内在的)；2。寻找大众关注的文化(历史情结)母题；3。寻找大众热爱的故事或(事件与人物)模式；4。采纳高度煽情的叙述方式，等等。余文作为后一切时代中的散文代言人，其语言的造势自是首当其冲作为追究的对象，而事实上，余秋雨对此并未避讳，他说：：“我对艺术的认识，总是从仪式出发再回归仪式的。仪式使所有被动的接受变成了主动的参与者，而这恰恰又变成了我在艺术上的一个目标，我无法让我的散文摆脱这种向往。情景，正是我在散文中营造的仪式。原始的仪式往往需要面具，我与被写的主角互为面具，互为真身。”凡看过文化苦旅的人，都不难记起那个目光呆滞，畏畏缩缩的“王道士”他“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一位年轻的诗人写道，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是散文化的小说或小说化的散文都不重要了，文中这样的语句俯拾皆是，恰恰是这类应景之作暗合了民族的自尊与荣誉，引发读者内心的撼动与震颤，形成一轮又一轮高度的共振，这类共振高雅也罢，世俗也罢，但它的确代表了民众的精神渴求，余文的真正价值正在于它压倒一切的情绪渲染，不论历史、人物还是风土、人情，一切的一切，都应合了作者内心，更确切的说是应和了民众内心。
民众就是一切，民众就是上帝，可尼采说：“上帝死了”上帝的确死了，在后一切时代，所有精神领域的上帝突然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听到的不再是一个声音，众人的混声调合成模糊而暧昧的鱼酱子气，通过网络迅速蔓延开来，传统的精神领袖被信息统治者取而代之，信息完全覆盖了大众的思想、工作、生活以及娱乐的所有领域。现在，快速生产线上诞生的是没有营养的文化消费品，速食文化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道德。随着新的文化制造工业时代的来临，最终将由专栏撰稿人和网络作家取代正统作家，由传媒记者取代职业批评家，由行画手取代画家，由摇滚歌手取代歌唱家，由制片人取代导演，文学作品中演绎的只是公众的群体趣味，多重主题，多重身份在作品中交迭出现，操纵这一切唯一可见的杠杆就是市场经济。票房收入、发行量成为衡量成功与否的标识性黄金线，只要超过这根线的艺术自然享有无上的荣耀，所以自余之后，身体艺术，行为艺术层出不穷，站在同一起跑线，以同样的方式取悦于民众，余文与后期的美女作家的身体艺术相比，前者更趋向于文化洁癖，以旧式文人的儒雅规避精神领域里的肮脏与不洁，而后者则从肉体出发，挑弄大众最后一道道德防火墙，以个人隐私来迎合大众的猎奇，面对庞杂的信息系统，作为读者，唯一的任务就是迅速而快捷的对所有的信息进行漏选与解码，以免因噎废食。
何帆曾不无感慨的提起他的朋友夸克的一句话：“彻底的市场经济是无耻的”市场导向我们夜以继日的生产文化产品之时，也导向文化垃圾，钱可以催生精品同样可以催生垃圾，在猎取大众趣味导向方面，因线头众多而呈现出不明确性，明天的路在何方？天知道。就在最近的两三年内，由于ocr技术（即对扫描的图像文件可以进行自由编辑）的发明，网络文字输入的困难已经消散，平面图书资源的利用变得轻而易举，网络杂志、文化专题网门以及个人网页大规模涌现，网络文字总量（networds）在迅速增值，并为个人文化及区域文化的全球化传播开辟了阔大道路。今夜群星闪耀，任何一颗星星都无法长久的霸占一方天空了，竭力推崇第四座桥的余秋雨最终以悲情主义的告别“秀”出最后一场，但即便是悲情主义，砸在后一切时代的泥淖里，同样会以最快的速度淹没，消无声息，因为太多的声音，让人们没法专注于一处，不知这点余君是否注意，好在随着民众整体审美情趣因无限沟通而走向一致，那时我们自然有一个清晰的脉胳，事实是，我们游走在思维边缘，每一份来自心底的诉求欲望都得到极大满足，各处游走的线头逐渐归拢聚集，遂成汪洋之势，我们可以从詹诺伏尔的设计笔记中得到某种启示，他在后现代建筑设计笔记中说：“杜拉台方斯建造的这个大楼包围了星形广场的凯旋门的侧面，其中心的空间是人工的，上面刻着‘本世纪建筑获得指南后该空间宣布无效’”当代文坛明星的命运大抵如此。
[1]查尔斯詹克斯：后建筑理论的代表人物
[2]龙应台：台湾女作家，著有美丽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