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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记忆的底片上，对于低年级生活的记忆，无疑是模糊的、残缺不全的。就像秋天的阳光透过树林照射下来，总会是斑驳陆离的。试想想，一个八、九岁的孩子，能有什么好想？但不能不说，那是最幼稚，也是最珍贵的记忆。
所谓的低年级，大概包含了一、二年级吧。记忆中，任教的老师，只有两位：仲可立和赵洪福。
那时候的小学校，位于村子中央，是一栋青砖、青瓦的房子，木门、木窗，还算宽敞。墙上会经常贴一些红纸黑字的标语，比如“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或者“一人当兵，全家光荣”之类。院子很大，就像如今的操场，那时叫校场，三面都是人家的住房，只有前面一条胡同，转几个弯儿，才能通往村前。
院子东邻的人家，靠着低矮的土墙有几棵梨树，年年都挂满了黄橙橙的梨子，泛动着秋天的色彩与光亮。其实还没等成熟，青涩的梨子就被我们偷摘下来，啃几口，就随手扔掉。仲老师对此深恶痛绝，终于还是被他逮住一次，主动带我俩登门道歉，求得人家的谅解。
印象中，仲老师是古岘人，当年是带着家眷一起来学校的，他、爱人和两个孩子。他，瘦高个儿，还戴一副眼镜，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爱人同是教师，也教我们上课。至于那个叫波的儿子，也跟我们一起上课。波还有个姐姐，比他高半头，对我的印象不深，留在记忆中的，只有两条晃来晃去的辫子。
日子一长，我跟波就很熟了，我们一起玩儿，一起捉迷藏，一起拔河、滑冰，一起踢毽子、踢球。还用三根棉花柴，支撑起一个跳高的架子，跳过来跳过去，玩的开心又快乐。有时候，还偷偷地把向日葵的干叶子，放在掌心里，搓细了，用纸卷起来，学着大人的样子，吞云吐雾，好不神气。不学好的小杂种！结果还是被仲老师逮住一次，波挨了一个耳光，我虽说没挨打，却被仲老师罚了站。
其实，罚站是常有的事儿。那天，正下小雨，我在小街上碰见彩霞。彩霞问我，今天上班不上？我正想跟彩霞一起去偷二郎家的柿子吃。二郎家有一棵大柿子树，结满了红灯笼一样的柿子，仿佛一个个涨红了脸的小姑娘一样，在秋天的晴空里溢光流彩。我打算让彩霞给我望风，我爬树摘，就对彩霞撒谎说，仲老师说了，今天下雨不上课了，走，咱俩出去玩。彩霞半信半疑，到学校去问仲老师。我也跟去了，看见仲老师正在打扇（用麦秸草织成，农民主要用于盖草垛之类），听见彩霞打的小报告，对我就是一顿训斥：兔崽子，不学好，撒谎调皮。仲老师喝令我在外面站着，直到我认错为止。我在心里，对彩霞产生了怨恨，恨她不该说我的坏话，心里说，好啊你彩霞，等我偷了二郎家的柿子，才不给你吃一个，不馋死你才怪呢。
挨几个耳光、罚几回站，是改变不了我们爱玩的天性。就是到现在，我还打心眼里佩服波的聪明才智。那就是，波会做小手枪。
一根铁丝、几节自行车旧链子、辐条，用火柴头当火药，打起来啪啪响，就是世上最美、最好玩的东西。每次波在我面前炫耀小手枪，我眼巴巴地看着他玩，提出要玩几天，波总是不肯。那回趁波不注意，一把抢到手。波急了，伸手来抢，我一下子扣响了扳机，只听“啪”地一声响，波捂住手，咧着嘴，大哭起来。原来小手枪走了火，波的手背出了血。波的姐姐闻讯后，带着波，晃着两条辫子，找上我的家门。我怕挨打，躲在土围子南面的玉米地里，心怦怦直跳，直到天黑。直到听见母亲的叫唤，我才敢回家。我很后悔，不该如此贪玩，害的自己受苦，害得就连波的姐姐白眼相待，与我为敌。
但再怎么后悔，小手枪得不到手，总是很急人的，心里痒痒得不行。怎么办？碰巧的是，一天，我发现波坐的板凳坏了，一条腿活动了。我心里一动，瞅波不注意，把那条板凳腿硬拽下来，端起来当冲锋枪，腿上的小撑儿，正好当扳机，对着波、对着其他同学，突突突，一阵猛扫，这才过了一回枪瘾。看到波跟别人一样举手投降，有的还趴在地上装死，竟像真的敌人一样，我心里真是乐开了花。
有时候，校场里，还会来一些大人们，据说是开批斗会，就是把那些成分不好的，拉来批斗。我们这些小学生也跟在后面喊口号。台上有人领头高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我们也喊一句。喊完这一句，我还加上一句“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惹得大人们一阵哄笑。台子上一个大人就说了：“笑什么笑，这孩子别看人小，阶级斗争的觉悟性还很高嘛。”大家又是一阵哄笑。
是啊，一个八九岁的孩子，懂什么呀？简直就是瞎胡闹。
那时，有一种能写字的东西，是叫复写板，还是叫小石板，已经忘了。反正，那东西写过字后，一拉，字就消失了，可反复使用。我想，我一定在上面写过童年，写过爹娘，写过兄弟姐妹；画过小鸟和小草，画过天空和太阳。
复写板或者小石板这种东西，是在赵洪福赵老师来了之后才有的，还是以前就有，记忆已经模糊了。反正，仲老师先来，赵老师后到，两位老师，就这样纠缠在我的记忆里了。
赵老师是邻村下坡人，长得高高大大，声音洪亮，秃顶、眼大、嘴阔，可谓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一脸福相。可惜，美中不足的是，瘸着一条左腿，走路不稳，一瘸一瘸的，我们在背后都喊他“瘸子”
记忆应当就在冬天。因为那时，我已经戴了棉帽子，要没有棉帽子，那位司机，拿什么惩罚我呢？
事情是这样的。大约是仲老师要调走了吧，校场上还来了一辆绿色大汽车，据说是来拉仲老师搬家的。好奇呀，我们从小就没看见过汽车是什么样，今天到底看见了。不知谁摁了一下喇叭，滴、滴，挺响的。我也学着人家的样子去摁，刚摁了两下，只听一声喊：“谁在那里调皮？”司机就过来了，揪下我的棉帽子，一把扔在车厢里，害得我爬上足有我两人高的车厢，捡回帽子。我很害臊。我不该多事，不该调皮，不然，怎么会惹得人家惩罚呢。
大约在十年前吧，我去下坡村办事，意外地见到了赵老师。快要八十岁的人了，人很爽朗，精神很好，只是腿疾害得他行动不便。好歹师母体格比他好些，里里外外，全靠师母张罗。平时赵老师只不过在家看看电视、报纸，喝喝茶，再无其他嗜好。我提示他，自己小时候跟他教过，他摇摇头，表示不记得了。当我说起当了三十多年老师的大姐陈淑琴，赵老师这才豁然开朗，连声说，知道知道，你大姐老实忠厚，是个很好的人。这才把在学校的事儿，如数家珍，一一道来。
我常想，童年，只不过是人生短暂的一个驿站罢了，就这样一个驿站接一个驿站地走下去，串连成了一个美丽而多彩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