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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生活过的那个村子，我的故乡，已经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在我们现在城镇化的进程中，这样的事总是难免的。作为一种行政建制，它的消失，要比一个个体生命的消失来得稍为复杂一点。记得八五年左右，村人们就开始陆陆续续地搬到邻近的镇上去了。我们家就是那时候搬到镇上去的。这样搬离的过程持续了十几年时间，在上个世纪末的最后几年，出现一个小小的高潮，所以，当我们进入新世纪的时候，我们村就只剩我大伯一户人家了。当然，只要还有一户人家，村子仍然还是村子。去年，2002年春，在乡里和原来村长的动员下，我大伯一家也搬到乡里的一个新村里去了。这时候的村子虽然已经没有一户人家，是一个死村子了，但在行政编制上，他还是存在的，还是活着的。就像一个人，虽然死了，但在最初的一段时间，他在公安局的户口管理中心，他还是活着的。直到有一天，县里下了一个文件，才算正式宣布了村子的死亡——把它的行政编制撤消了。这就好像是医院给某一个人开的死亡证书。我曾经生活过的这个村子，我的故乡，就这样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当然，也可以说一个村子的生命力是相当顽强的，甚至有点固执。它的名字虽然从一切红头文件里，从一切编制里，甚至在行政区图上也将被抹去，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它还将活在很多人的记忆里或嘴上。比如，当别人问我们是哪里人的时候，我们总会下意识地说出它的名字。再比如，作为一个地名，每一个经过它身边的人，也不得不提到它。去年年底，我和丽骑车去了一趟我们村子。我说带她去看看我的故乡，我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去村子的是一条机耕路，还是路胚子，很难骑。我们把车停在离村子很远的山脚下，步行上山。到了村子的时候，发现这里还有着厚厚的积雪。在积雪里，整个空村子是真正睡着的样子。人们虽然都搬走了，可是，房子都还在，这些石木结构的房子，就是拆了也不值几个钱，还不够工夫钱呢，所以，所有房子一律都完好地呆着，让人感觉是整个村子的人一起到某一个地方去作客了，时间一到，他们又会一起回到村里似的。我不知道，这些无人居住的老屋，还会在风雪中矗立多久，它们的那份静默和稳健，让人感觉，它们似乎要呆个地老天荒。我们家那七间连成一片的老屋，我们虽然离开已经十几年了，可是它一点也不显得老，看了好像我们刚刚离开的样子，只是窗框上，门板上，爬了些霉苔，觉得有点凄凉。我们在村子里从一个屋子走向另一个屋子，几乎所有的门都是虚掩着，我们这家进那家出，好像是到处串门。可是，走着走着，心里就打起鼓来，太静了，只听到檐牙融雪滴水的嘀嗒声，一声一声的，不急不慢，似乎是村子有节奏的喘息。
回去的路上，我对丽说，我有一个想法。以后，我要把整个村子这些无人居住的房子都买下来——那几乎不用花什么钱，然后开发成一个博物馆，一个山庄，一个旅游地，让那些怀旧的人，想清静的人，谈情说爱的人，想隐居的人，想逍遥法外的人住在这里。我嘛，除了收钱，就给他们讲这里的每一个房子，每一个人的故事。那会儿，我们已经走到山下放摩托车的地方了。
“为什么要等以后？”丽说。我一下子还没有明白她的意思，可是，当我抬头看见她的眼睛，她的表情和那细微的动作，我就明白了。我们把车推到一个小沟里藏好，又弄了些枯草盖上，就又折身往山上的村子里走。我们手牵着手，潮红着脸，不时偷觑对方一眼，几乎像是长征路上的一对革命小情人。
那个晚上，我们就住在我那七间连成一排的老屋里。我们在房间里烧了一堆火——木柴有的是。那是小时候我睡觉的房间。我们围着火，依偎着，聊着天，烤着下午从地里找来的山芋，几乎一夜没怎么合眼。这个晚上，我们兴致都很好，我几乎给她讲了整整一个晚上的故事——关于我们村子，村子里的人。当然，讲的最多的，还是我自己的故事。半夜里，我们好几次开门走到院子里，看到积雪的村子在淡淡的月光下是一派静谥，像极了小孩子熟睡的神情。奇怪的是，在淡淡的月光下，整个村子几乎是一览无余，似乎看得比白天还要清楚。我那时候就想，不知一个人视力在没有任何打扰的情况下是不是会出奇的好。还有两次，我们被屋外的某一种抓挠墙壁——我的老屋是木板墙——的声音吓了一跳，当我们开了门，却看到几只动物的影子飞快地从院子里射了出去，一会就不见了。看起来，好像那是一些野兔。在这个奇特的夜晚，我们几乎一点睡意都没有。对于我，这份奇特还连着一段长长的过去，连着一段宏大的繁杂的记忆，在火光里，一切都鲜明了起来，许许多多的往事就像那火堆里那些夹湿的木柴一样，一个劲噼噼啪啪地响。它们像是一坛刚刚启封的女儿红，一下子把人陶醉了。对于丽，也许我的情绪深深地感染了她——在这样的夜晚，在这样天底下山坳里的孤村里，两个相爱的人，一定会前所未有地融合在一起——也许，我的故事深深吸引了她——我在激情和陶醉中，给她翻开了我世界里的另一页。作为这世上最好的读者，她读出了许许多多的言外之意。甚至，她把我的故事和现在的我系统地连了起来。也许，她在心里一定一个劲地说着：原来如此，原来如此。是的，对于她来说，她不仅是在听我讲一些往事，更是在读关于我的一本另版的书，同时，在这当儿，也把一个村子，一些人的书读进了她的视野。
我总有一种感觉，我们村子是宿命的，它注定是短暂的，它不过是村人们在历史的行进中暂避风雨的凉亭，它仅仅是一个过渡。人们从广阔世界来，风雨过后，又融入到广阔世界里去，最后只剩下路边这孤独的村子。也许这一份心思在作怪，让我们感觉，先人们对村子的选择，几乎有点慌不择地的意思。不管是从它所处的位置还是地理环境来看，它都不适合作为一个准备长期繁衍、建设、发展的村子。据说，几个先人在那个战乱年代，领着他们一家大小，来到村子的山脚下，他们被齐人高的茅草、灌木拦住了去路，于是，他们一把火烧上了山。后来，大家就把这地方叫烧岭，在我们的方言里“烧”和“小”同音，所以，在进入政府的地名册的时候，改为小岭。后来，我问了许多老人，他们都不知道我们的祖先来这里的确切年代。我们的村子就是这样一个村子，不仅没有村志，甚至连口耳相传的历史几乎都没有，连最喜欢讲古的老人也不愿记得更确切些。不过，因为我们村子的历史实在太短了，大家的无心和健忘并不妨碍我们做出比较准确的推算。老人们虽然没记住建村的确切年代，但他们对于先人们为什么来这里，却知道清清楚楚。因为，后来的一代又一代人，都要问老一辈人：为什么搬到这里来，搬到这样一个鬼地方。于是，为什么搬到来这里的问题就得到一次又一次的强调。
我们村的先人是从离这里的不远的一个镇上搬来的，那是一个聚族而居的小镇。根据老人们的讲述，搬来这里的主要原因是躲避战乱，为了找块太平地种些五谷杂粮养活一家大小。那时候，先是军阀军，然后是日本人，白军。这样看来，大家搬来这里的时间，应该是在十九世纪末。这也和历史学家的研究相吻合，在十八十九世纪，由于甘薯、玉米的输入和人口的急剧增加，我国形成了几次向高山峻岭、深箐幽谷移民的高潮。我们的先人，在最后一次移民的潮中，带着蕃（甘）薯，一把火烧出一条路（岭），烧出一个村子的空地后，然后就开始在这块山间狭窄的空地上建起房子，开垦耕地，繁衍后代。先人们刀耕火种、白手起家的那份艰辛，自然可以想象。但在老人们的讲述里，先人们比他们的子孙后辈感觉上要快乐和幸福的多。正如前面所说，当时村子外面的世界一下子闹日本鬼子，一下子国民党的便衣队，甚至当时土匪也时出时没。不仅如此，因为这一代靠近东海，村外的人有时还要受到海寇的袭击和掠夺。甚至到了解放初，还时时要担心台湾国民党军的反攻大陆，有时还真会遇到国民党小股的特务军。相比起来，我们村子就是一个世外桃源了。虽然刚开垦的土地贫瘠、多草多石，很难侍候，但是自给自足还是不成问题。所以，那时候，不仅来村里讨饭的人特别多，就是那些游击队员、我党的地下交通员，也特别喜欢来我们村，我们村不仅给他们提供吃住，甚至还帮助他们送信。所以，虽然我们村几乎没有一个人是自觉参加革命的，但对革命做出贡献的却不少，有好多后来都被追认为革命烈士。有记性好的老人，还记得当时刘英政委带领的北上抗日挺进师的小分队还在我们村驻过一段时间。这样，在当时人们的传颂里，我们村不仅是一个红色村子，而且几乎还是一个富裕、好客的村子。那时有挑南货的小贩——主要卖一些咸带鱼、虾皮和海哲皮——生意不佳的时候，总会不辞辛苦地把担子挑到我们村。我们村里的人约好似的，大家总是尽量给他做点生意，决不让他们失望而返。老人们告诉我们说，如果有一次他们白挑一趟，我们村子这么偏远，以后可能就没有人来了。
也许，由于我们村的历史实在太短了，它几乎没有什么传说。一切都是看得到的，解释的了的。不像中原地带有些村子，它们的传说就像它们底下埋着的文物一样丰富。我们村唯一算得上的传说的，也许是村头的那块乌龟岩。老人们说，那原是由一只乌龟变的，那是一只会拉金蛋蛋的金龟，可惜，它的屁股下面就是我们村的那条小溪，所以，它拉的金蛋蛋都被那条小溪带走了，带到镇上带到城里去了，所以，我们村注定是穷的。要是金龟屁股摆个方向，朝着我们村拉屎，也许一切就不一样了。我想这个唯一的传说，也是村人里某一个会编点故事又喜欢说点笑话的人编的。这样的人，在我们村子总是非常受人欢迎的，人们甚至能够全盘接受他所说的一切。除了这个金龟岩有点神秘外，我们村子其它的一切，实在是明明白白的，一墙一沟，都是先人们用双手垒出来的；一园一地，也都是双手扒出来的。甚至，就是到了我爸爸他们这一代，他们也仍然在做着开荒垦地、垒墙辟园的事。这里，没有神助，当然也就没有传说。甚至，在有限的几代人里，也没有出过特别厉害的、富于传奇色彩的角色。最多不过是某某人特别节俭，某某人特别会吃，某某人插秧插得特别好，横竖都像是用尺子比出来似的——反正，所有的传奇，也都是关于生存的传奇。当然，像前面所说的，因为战乱，因为后来的游击战，我们村的一些人不知不觉就成了英雄，成了在乡里镇里传颂一时的人物。这，多少让我们显然过于简单的村子涂上了那么点传奇的色彩。其中一个人是一个老太婆，我们村人叫她林老太婆。她的家住在村口。据说有一年国民党便衣追我党一个受伤的地下交通员，眼见着他进了林老太婆的家，可是找来找去就是找不到一个人。便衣们一气之下，就放火烧了房子。房子是被烧光了，可林老太婆和那个地下交通员却没有被烧死。原来林老太婆带着那个伤员躲在粪桶下面，逃过一劫。我们村子每一户人家的厕所，都是用一个大木桶做的。大木桶下面用三块石条子架空，上面放一个木制的厕座。然后，架一个木梯子供人上下。林老太婆带着那个地下交通员就是躲在她家的那个大粪桶下面，便衣们自然是怎么也想不到的。要知道，那是多脏多臭的地方啊。那一把火把整个房子都烧了，甚至把粪桶上面的厕座也烧了，把那把上下的木梯子也烧了，但因为粪桶里满是粪，它硬是没烧着，硬是救了他们两个一命。还有一个人，村人们叫他瑞年叔，想来他当时还是一个年轻人。他替一个在我们村养伤同志送信，结果被国民党便衣发现了，朝他开了好几枪，他的肠子都被打了出来。他硬捧着肠子，跑回我们村子，但没有进村，而是钻入我们村后面的树林里。后来，人们在后山的一片草地发现了他的尸体。那块草地上的那种牢固的带锯齿茅草，被他拔得几乎一根不剩。大家说，可见他死的时候，有多痛苦。当然，就是这样的传奇也不多。后来，当解放胜利后，当民政部来登记并给这些革命烈士或志士发津贴的时候，他们不约而同地表现出不敢相信的样子，他们没想到自己当时的举动日后还会得到这样的照顾和褒扬。他们当时的所作所为，并没有想到将来要得到什么好处或报答。他们所做的一切，在他们看来，不过用生命去理解生命，用痛苦去理解痛苦罢了。他们从自己的生存出发，觉得那些把脑袋夹在胳肢窝下的革命者实不易，他们很愿意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帮一下忙。就像，对所有的外乡人一样。在我们村这样的小地方，这样没有历史的地方，人们不懂得什么大道理，也不想试图去理解什么大道理。他们所做的一切，大多都是出自生命本源的理解和反应。
在这些不算传奇的传奇人物里，我姥爷也算得上是一个。我们村子的产生，很有点像陶渊明所写的那个世外桃源的来历，也是几个先人为避战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这样，就注定它是聚族而居的村落。我们村最初也是这样一个单姓的村子，所有的人都姓林，而且大家扯来扯去都扯得上亲戚关系。后来，我们包姓祖先加了进来。根据我爸爸他们所说，我们包姓是在我们姥爷那一代来到这里的。我们姥爷原是个大户人家的流浪子，他忍受不了大户人家种种拘束，就流浪到我们村了。可是，村里人给他吃的给他喝的，却没有让他在村里安家落户的意思。原因也许也不仅仅是排除异族，而主要是我们村子就那么巴掌大的一块地方，三份薄地一分田，多一个人对大家的温饱都是多一分威胁。没办法，我那有着三分聪明七分浪荡的祖先便在进村的那条岭上搭了间茅屋住了下来，和村子隔着远远的一段距离。这样，村人从外面挑东西回村，每一次都要在我们祖先的那茅屋前歇歇脚。我们祖先不仅把茅屋前的院子打扫得一根草筋都没有，还泡着他亲自摘的夏枯草、金银花茶供人们解渴，再加上他的见识和健谈，他的小茅屋渐渐成了村人喜欢来的地方。从大家的言谈和关切里，他知道，他已经被大家从心里接受了。但是，村人仍然没有让他到村里安家落户的意思。村人们时常给他带点蔬菜、粗粮，但却一直没有叫他搬到村里去的意思。一直到一个女人的出现，那就是我们的姥姥。她有着一双人人称道的三寸金莲，这足见她家人对她的疼爱和厚望。因为在我们村子，即使在那个时代，一般女孩子也是不裹脚的，因为她们从小都要参加劳动。三寸金莲听起来富有美感，但事实并不好看，甚至可以说是丑陋的恶心的。她老人家活了一百零一岁，小时候我们见过她的三寸金莲，我们看到的事实是一双脚爪，是拳曲在一起一块肉瘤，我们看了一眼赶紧跑开了，她的房间再也不敢进去。这样的一个有着三寸金莲的娇贵的林家姑娘，不知怎么却看上了我们祖先。其实，确切地说，是听上了。因为她的三寸金莲，以及家里人对她寄以特别的厚望，她不能像其它女孩子一样出入自由，她没有机会看到那个住在村外的外姓人。可是，她却时常听到人们说到他，尤其是她的弟弟。我们可以想象，在她听到的有关我们祖先的形象，一定是一个聪明能干、见多识广、讨人喜欢的男子汉。后来，他们就结了婚。作为嫁妆，她父亲送给我们祖先几分地，可是，大家仍然没有让我们祖先搬进村子的意思。生存的竞争是残酷的，即使我们祖先已经成了村人的亲戚，大家仍然不希望他去争夺他们的那点小的可怜的生存空间。可是，后来的事实证明，她听到的尤其是她想象的离事实太远了。结婚以后她发现，我们的姥爷是个有点小聪明却不干事情、夸夸其谈却没有本事的人，甚至，还特别的懒和馋。但是，那已经是在她上了他的贼床之后的事了，她就是急忙下了床，也已经是他的人了。再说，女人对男人的失望又不是她一个，所以，她也就很坦然地认命了。好在，她是一个非常厉害、好强的女人，我们家族的兴旺，有一大半是她的功劳。可是，她一个人的努力还是非常有限的，更要命的是，后来出生的我们爷爷，并没有遗传她的能干和节俭，持家和勤劳，而是大大遗传了她丈夫的全部，甚至比他还要走的更远。我爷爷的一生，他的腿肚子几乎没碰过泥巴。他的脚是用来四处游荡的，他手嘴是用来吹牛和吃四方饭的，而他的手，只有拿筷子的时候才表现出少有的力气。我们那个家，是她和我们的奶奶支撑下来的。也是在她的努力下，我们家像蜗牛一样才慢慢挪进村子。如果我们仔细翻开每一个村子的历史、翻开他们的明细帐看看，我们就会发现，在生存和持家方面，女人的贡献往往要大于男人。男人在这个世界的崇高地位，多半是他们自己写出来的。
我们村子那么小的一个地方，就那么三分薄地一分田，随着人口的繁衍，吃饭总是成了最大的问题。所以，从荒山里抠地，从岩壁上抠地，成了一代又一代人的主要任务。前面说过，一直到爸爸那一代人，他们在石缝间、小溪边或垦或垒着一块块五香干大小的园地，我们村人称为肚脐园或肚脐田，意思是说它们只有肚脐眼那么大。屋前屋后，能种上东西的地方，都种上了东西。甚至连院墙上，也洒上土，栽上葱、蒜、香菜一类东西。至于那些生命力强的佛手瓜、南瓜以及四季豆、豌豆等，则是见缝插针，种得到处都是，进村的路的两边，也都是一架又一架的瓜豆。瓜菜半年粮啊。至于为田角地头一点土地吵架打架的，更是常事。在这一点上，和善、好客的村人却表现出了寸土必争的一面。农民的实践以及长期以来地少人多的现实，让他们对土地充满了特别强烈的感情，也特别的珍惜。记得小时候有一次，我从外婆家拿回一些葵花子，种在院子一角一小块空地上。在我们小孩子一天数次的盼望中，它们慢慢地长大了。可是，有一天，当我从山上拔猪草回来的时候，却发现那些已经一椅子高的向日葵都被爸爸拔了，并种上了南瓜秧子。我只有委屈却不敢声张。爸爸说：瓜子能当饭吃吗？我知道，爸爸的南瓜其实可以种在别的地方，他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想告诉我，我们这样的地方，地里只有种可以当饭吃的庄稼，我们村没有闲田。村人们对田地的热爱，甚至大大超过他们对子女的感情。他们除了不断向荒山要田要地外，然后就是不断地给田地施肥，以弥补过度种植带来的土地的贫瘠和沙化。我们村的土地，的确像是生育过度那些母亲一样，几乎没有好好休息的时候。就是冬天，也要撒上小麦，让它在雪被下生产。各种肥料在我们村是那样重要，所以，在村子里几乎看不到一堆猪粪、一粒羊粪蛋子。人们一泡屎一泡尿，也要留到自己的地里或茅坑里拉。农闲的时候，大家就成群结队到山上割草，让牲口们把青草踩成绿肥，然后施到地里。因为对土地的这份抠劲和爱劲，我们村子虽然只有巴掌大的一块地方，但人们的温饱却没有受到威胁，最基本的生存问题在我们村一直都解决的很好。
对于我们村里的人来说，累死累活的主要目的，就是弄口吃的，弄身穿的，所谓“人生在世，吃穿两事”但有吃有穿之后，人们自然就会有些别的需要。虽然像前面说过，我们村其实注定是宿命的，仅仅是一种过渡的建筑。但是，对于当时的村人来说，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农民们做事总是认真和天真的。虽然，我们村看起来是那么简单：路是黄泥地上摆着一块块的石板子，下雨天的时候，人们要跳跃着前进；房子也是简单的，既没有格局，也不美观，讲的就是牢固、实用和简单，甚至，连农村里常有的宽阔的院子都没有。和江南水乡里的那些雕花镂窗、粉墙黛瓦的建筑比起来，它们简直太粗糙了。是的，我们村的生活总体上来说的确是粗糙的。这一切，对于一个只有几代人的村子，对于一个白手起家的村子，似乎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一代又一代的村人们还是想把我们的村子建设成一个繁荣昌盛的庄子，他们希望自己的子孙后代能够在这山旮旯里一直生活到地老天荒。可以想象，在最初的几代人里，没有人想过要离开这里，虽然一代又一代总是问上一代为什么搬到这样的鬼地方来。这既是他们的认命哲学，也是他们在对土地的侍弄里对这片土地侍弄出了感情。所以，他们在有吃有穿之后，开始按照他们的需要、他们的设想来建设村子。
大家开始在村口建了一座宫。我们这儿把有僧人主持的叫庙，把没有僧人主持、逢年过节供大家祭祠用的地方叫宫。有的宫是专供的，如供着送子娘娘的娘娘宫，供着传说里陈十四仙姑的陈十四宫。像我们村的这个宫，是没有专供的，什么祭祠活动都可以在这里进行。甚至，它连名字都没有，我们村人干脆就叫它村口宫。这也是我们小地方人的聪明。大家在温饱之余有了信仰，有了拜神祭祖的需要，但是，大家的信仰也像所有的中国人一样，一切都从实用出发，其次还要打点折扣。没有人会不折不扣地进行。有一年清明节，我和爸爸、妈妈去宫里祭祠。妈妈要爸爸在祖先面前多说几句好话。可爸爸却只对祖先们说了一句话：你们知道的，我就不说了。我在旁边看着，听着。有的人对祖先提出了长长一大串的希望，如希望祖先们能让他家的猪长得更快，他头疼的病能早日康复，保佑他儿子考试考一百分，请祖先们告诉他偷了他家鸡蛋的是哪个狗生的等；有的人则向祖先发牢骚，说他们不够意思，她寄给了他们那么多东西，他们却一点表示都没有；甚至还有一个，和祖先大吵了起来，最后是一气之下把供在祖先面前的酒肉当场都吃了。所以，一年里的几个大节，宫里总是热热闹闹的。即使在平常的日子，也常常有人到宫里讨点主意，诉说委屈。当然，难免也会有热情难耐的男女跑到这风水宝地里做些男欢女爱之事。渐渐的，在人们的传说里，村口宫越来越灵，越来越显。甚至，邻近村子里的人也常会担着牲口来村口宫拜祭。然后，我们村又在村口修了一座桥，在桥边建了一座凉亭。在我们村人的说法里，修桥和造亭最是行善积德。
在我们村短暂的历史上，有一件事颇值得一提，那就是建学校。当时邻近的三个村没有一所小学，孩子们读书都要到乡里的中心小学去，路途太远了，乡里想在其中一村里建一所完小。当然，那已经是文革时候的事了。可是，其它两个村都不怎么想把学校建在他们村，所以我们稍一争取，学校就建在我们村了。我们村硬是在巴掌大的这块地方，用青石块在陡峭的坡地上垒出了一块不小的平地，建了两间平房，那就是学生的教室和老师的办公室，还有一个小小的操场。在那里读书的时候，我印象最深的是，趴在教室的窗口往下一望，下面几乎是万丈深渊，令人胆颤心惊。这么高的墙，就是我们村全村出动一块青石一块青石垒起来的。学校有了，老师——我们这地方叫教书先生，简称先生——可是个大问题。先后来了一些代课老师，但都耐不住山村的寂寞和贫困，来了一双走了两个。后来，总算是分配来了一个正式的师范生，是我们邻村的。毕竟是科班出身的，这个先生教得就是不一样。我们村人外行看门道，贴在教室外听听、看看，也能感觉这是一位大先生，更不用说学生对他赞不绝口了。但这样的大先生，更让村人担心庙小留不住大佛。所以，大家对先生是百般尊敬和照顾。老老小小远远看见他，就先生长先生短的；大家让先生到各家轮饭，轮到的人家，都是倾其所有，像祭祖先一样招待他；村里有人从镇上回来，带点好吃的，一定先拿到先生的办公室，让先生尝尝。但就是这样，大家还是没把握能留住先生。先生毕竟不是孩子啊。后来，大家放心了，我们村的女人把先生给迷住了。对了，这先生姓郭，大名叫郭东方。我在最后一位先生的小说里写的就是他。郭先生瘦高个子，他的脸形是很有特征的，大脑门尖小巴，像个倒置的被挤压过的鸭梨，一看就瘦，就晃。但大家说这样的脸形天生是当先生的，我们发现，这样的脸形在我们村的确没有看到。郭先生书教得好，人也极和气，可是我们小孩子却喜欢在背后说他和谁谁的妈妈那个了。当然，我们小孩子很少有见证的机会，但是村里几个漂亮的女人和他关系的确都很好，郭先生轮到她们家吃饭，上课总是要迟到那么一会。可这是相当公开的事，一点也并不影响大家对郭先生的敬意。她们见到郭先生总是有说有笑，他们的丈夫也不觉得有什么，还时常邀先生到他们家喝酒。本来，父母做出这种事，往往要孩子承担一些委屈，但他们一点也不委屈，当我们不怀好意地笑着大声叫他“小郭”或“郭某某”的时候，他们就给你一句：你想了吧，臭美。真是气死你。反正，在我们村，男女之事向来做的都是相当公开和体面的。对于郭先生网开一面，那是很自然的事。
的确，只有饮食男女才说尽我们村。也许，对所有的村子，对所有的人，这四个字都是提纲挈领和切中要害的。但是，在我的阅历和印象里，我们村对男女之事更多地抱着一种自然、公开甚至体面的态度。这也许和我们村子的简单、封闭、短暂等有关。我们村少有娱乐、休闲，甚至也没有历史积淀下来的种种伦理教化和宗族门第观念。虽然我们祖先是从外面的大世界来的，村人也常常到镇上去办点事，但更多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独立的村子，我们是关起山门来的一群人。男女在我们村，几乎成了饮食的另一面，甚至成了饮食之外的全部。村里几乎每个人都有相好，这是公开的事实。我们村叫相好，没有把他们叫成更时髦的情人，也没有叫成更下贱的姘头。好像一叫成相好，就是中性的，就是公开的甚至是体面的，就像是“好朋友，拉拉手，你结婚，我喝酒”那种相好。这种男女观，从我们小孩子那份天真的充满稚气的模仿中可见一斑。我们小小年纪，却大多有自己的相好。但这又不是青梅竹马那种，青梅竹马是骑木马办家家的两小无猜。但我们虽然也骑木马（小条凳）办家家，但却常常手牵着手跑进那茂密的藕芋园里或就在自家后院的柴垛里把那事做了。第二天互相交流着说“拉尿疼死了”那份神秘和深情，也就真有相好的味道。当然，小孩子家做事不知道隐蔽，也不大选择时间和地点，所以，常常有成双成对从某个角落里被某个好事的叔叔夹在胳肢窝下像夹着两条扑扑跳的鱼。但看热闹的人骂的几乎都是那个好事的叔叔，说他缺德，坏了我们的好事，对于我们孩子，似乎都抱以很大的同情。父母更不会声张半句。不过，我并不是非常幸运，这样的幸福时光和辉煌岁月，我只经历了很短的一段时间，我读四年级的时候就转到镇上去了，偶尔放假回来，也成了客人，再也没有人愿意和我相好了。而那些和我年龄相仿的童年伙伴，他们则要幸运的多。他们一直有相好陪着他们，从童年进入少年，从少年进入青年。后来好长一段时间，我关于女孩子的种种秘密，都是从他们嘴里听来的。在他们的描述里，我没有想到，儿时的那些相好，身上发生着那么多的奇异温香的变化。
比较起来，大人们的相好似乎要隐秘的多，工于心计的多，好像白天属于我们，夜晚则属于他们，虽然他们仍然是体面的，甚至还是公开的。但具体摊到每一个人的头上，又是各不一样的。有的是半公开的，有的是全公开的，有的甚至鸠占鹊巢反客为主。分析起来，这和他们的婚姻状况有很大的关系，也和他们每个人的个性有很大关系。所以，说到大人们的相好，不得不说到我们村的婚姻状况。
如果从离婚率来看，我们村的婚姻状况是非常理想的，我们村从来没有离婚的事。但这事实上这并不是说大家婚姻都那么美满幸福。不离婚的原因，一方面是农民尤其是妇女们认命哲学在起作用，另一方面则是生存上的考虑，对于我们村人来说，折腾不起啊，离婚那是奢侈的事。比较起来，生存才是第一位的，婚姻无疑是生存的附丽品。在我们村，有许多用婚姻去交换生存的。前面说过，由于我们村在侍弄土地方面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在那温饱都难以维持的年代，我们村成了远近闻名的温饱村。也许，事实可能是，我们村人节衣缩食，勒紧裤腰带也要乐善好施树立温饱村的形象。要知道，那时候，这一形象比现在的“小康村”、“亿元村”还要吸引人。因为很显然，从建村伊始，就有一个问题困挠着我们的祖先，那就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娶亲问题。就是在那时，也很少有人会把自己的女儿嫁到这样一个山沟沟里来。所以，换亲就成了一种非常普遍的婚姻形式，而且还尽量地和我们一样偏一样小的地方换。在农村的婚姻中，女孩子做出了更大的牺牲，不管是为了兄弟的婚姻远嫁他乡的我们村的女孩子，还是来到我们村的小媳妇，都让人感到鼻子酸酸的。这真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在农村，似乎总是一个好女孩嫁给了一个糟男人很少有一个好男人娶了一个糟女人。也许，在农村，好女人真的要比好男人多的多。至少在我们村，放眼望去，大多数的家庭都是靠一个女人撑着，那个女人倒了，这个家也就倒了，就像前面说的我的姥姥。当然，也可能是男女不同的婚姻家庭观造成了这种状况。女人很容易把结婚当作一份事业，好比种下一棵树，女人盼着它开花结果收获，但男从往往把婚姻当作一项任务，树种下了，任务完成了，他们就等着在树下乘凉下棋。我们村努力树立的这种温饱村的形象，的确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几乎是在一两年之间，就把我们村好几个没有姐妹可以换亲的大龄光棍汉的婚事给解决了。比如我爷爷的弟弟，我们叫他小叔公的，就捡了这么一门婚姻。我爷爷三兄弟，却硬是没有一个姐妹，这样，我姥姥节衣缩食花大代价用三百斤谷子给老大娶了门亲事，老二老三就只好眼睁睁看着他们打光棍了。可是，那一年闹饥荒，邻县一个男人把他的妻子女儿带到我们村，叫我们村里哪个男人把她们留下。我姥姥把她们留下给了叔公。后来，生活好了，我叔婆仍然呆在我叔公家，并没有回她原来的家。不过，隔一段时间，她会回邻县的那个家一趟，那里有她的两个儿子。有时候，那个男人也会来叔公家住一段时间。他们三个相处的似乎很好。当然，有那么点不好，我们小孩子也是听不到看不到的。我们那时候有一个很大的兴趣，就是想看看他们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是怎么睡觉的。是不是像有人说的那样，每天晚上睡觉前石头剪刀布或者像有的人说那样是看我叔婆那晚给谁端洗脚水她就跟谁睡。为了弄清这一点，我好几次借口睡在叔公家，闹着要和堂弟一起睡。可是，我什么也没发现，也许，他们房子太大了，他们有种种可能。这样捡过来的婚姻，在我爷爷那一代人，有很多。好的，还两家人合在了一起，最不济，也走起了亲戚。他们是融洽的，虽然有点沉默的样子，但似乎也不缺少幸福。像我叔婆和她原来男人那样的相好，似乎是一种带着沧海桑田的相好，看了总是让人不敢多嘴。
当然，我爷爷后来自然也没有打光棍，要不，也就没有我们了。我们村关于婚姻似乎有着许多变通的办法。生存的智慧，往往是最大的智慧。像我叔公的婚姻，似乎就是母系氏族一妻多夫制的现代版。而我爷爷所经历的，是它的另一个版本，差不多是兄弟共婚的那种。当然，只是差不多。解放初期，我爷爷的哥哥，那个老大，有一次挑一担劈柴到镇上的砖窑里卖，就再也没有回来了。有的人说是遇见歹人了，有的人说是被狐狸精勾走了，有的人却说一定是被台湾潜入的特务带走了——这样的事那时候时有发生，但是我爷爷却坚持说是被他哥的老婆他的大嫂给气走的——她太厉害了。我姥姥哭得天昏地暗，结果哭瞎了一只眼睛，她说，老大就是她的一只眼睛啊，三个儿子她就指望老大，老天却把他要走了。爷爷听了直摇头，可他没想到的是，姥姥要他和他的嫂子把事情办了。这样的事在我们村很多，大多都是当哥哥的有三长两短了——有的是没了命，有的是得了软病卧床不起了，嫂子就改嫁给了小叔子，偶尔也有弟媳嫁给哥哥的。这当嫂子的和当小叔子的，一般都不说什么，默默地，在人们的调排中，做成了一对既熟悉又陌生的夫妻。至于那当哥哥的，不管是硬在棺材里的还是软在床上，也都是沉默的。但好像也有个别例外的。我们下屋有个叔叔，他得了糖尿病，病得很严重，脚趾头都溃烂了。他在床上一躺就是好几年，好像要这样躺一辈子似的。他们的家眼看着就要散了，他的弟弟年纪大了还讨不到老婆。大家——其实更多是他们父母的意思，看看那个当哥哥反正是没指望了，就想调排成嫂子和小叔子的好事。可是，他们办事那天，他却寻了短见。他把自己的双手捆在身后，然后爬到院后——他已经不大能站起来走路了——栽到水井里淹死了。从他把自己的手捆在身后，可以看出他是下了死的决心的，但好像也想用这种方式表示抗议——如果不是手捆在背后，别人还以为他是不小心栽到井里淹死的呢。可是，在他的葬礼上，所有的人都对他进行了谴责，说他不明理，不体谅，做的难看。在我们村，在生存面前，活人是最大的——而不是死人。他的葬礼几乎成了对他的寻短见的批判会。可惜他死了，听不见，但活人们都听见了。当然，人们说归说，心却是软的，说的是道理，心里却还是充满同情的，大家特别为他多守了一天的灵。因为有先例，有生存的现实摆在面前，爷爷虽然不乐意，他总觉得他的嫂子——我们奶奶——太厉害了，却也不好说什么。他打光棍事小，但如果让奶奶带着孩子走了改嫁了那损失就大了，何况，在姥姥的眼里，奶奶是百里挑一的好女人。照理说，像我姥姥那样厉害女人，是很难和媳妇合得来的，可是，她看奶奶就像看自己的亲生小女儿一样，横看竖看都是一个顺眼，都是一个笑咪咪。可是，我爷爷毕竟不是过生活的男人，在认命里又有点玩命不恭，他是那种浪荡成性的人，他用他的方式表现他的妥协与不合作。听说我爷爷一生只和奶奶同床共枕三次，第一次是他们的新婚之夜，后面两次，一次生了我大伯一次生了我爸爸。这不仅可以看出我爷爷的个性，同时也看得出我爷爷的聪明——他什么都懂，他对女人的了解一点都不比别人少。爷爷大多数的时间都不在家，在哪儿呢，不知道。他看起来很忙又很闲。就是在村里，他也不爱在家，总是这家进那家出的，姥姥说，家对爷爷来说，比那客店还客店亭子还亭子，厕所也是人家的香。这样的爷爷和奶奶，自然都应该有他们的相好，要不，这人生也太难熬太无味了。
对于爷爷那一代人相好的故事，我了解的并不多。我听说，奶奶的相好是爷爷拎回来的，当然，也可以说是拎出来的。我的那个厉害奶奶，虽然我爷爷总是敬而远之，可是，实在并不难看，甚至还算得上有几分姿色。尤其是她的能干、泼辣和那份风风火火，使她还有着一种特别吸引人的味道。大家说她走路就像是安了弹簧似的，干活就像鸡啄米似的——又快又准，有板有眼。所以，爷爷对奶奶的那份敬而远之，更多的是一份固执和坚持，是一种个性使然，到后来，已经不是针对奶奶而是针对他自己的个性了。奶奶里里外外的活都能干，所以，她有一半的时间在家里，有一半的时间在地里、山上。当然，这样和男人们接触的机会自然不少，对她有意思的男人慢慢就看出来了。可是，奶奶在这方面做的却不泼辣，至少表面上看不到希望和好戏，这和我们这里的大多数女人不一样。所以对他有意思的男人慢慢地又消失了。在大家的分析看来，她是在树旗杠给爷爷看。可是有一天，爷爷却把上屋的光棍七带回了家。阿七走在爷爷面前，不时地回头对爷爷笑，像是爷爷押着的一个犯人。爷爷招待他喝了酒，然后对他说：以后就住在我家，一则省得你一个人烧饭，二则算是帮我们，我们家正缺个正脚手呢。原来，他就是奶奶的相好。这以后，阿七真的就在我们家住下了，我们管他叫二爷爷。二爷爷可爱听奶奶的使唤了，奶奶不管吱他干什么，他都高兴的不得了，跑得像一只壁虎。大家说他们才是一对相好，添了二爷爷，奶奶就像是多了一双手多了两只脚，而二爷爷跟了奶奶，就像一个人突然多了一个心多了一份笑脸儿，那有多开窍啊。
再说爷爷。爷爷很少在村里，更少在家。像姥姥早就说过的，他的脚是用来四处游荡的，他嘴是用来吹牛和吃四方饭的，而他的手，只有拿筷子的时候才表现出少有的力气。而后来，当爷爷和奶奶办了事之后，姥姥又下了断言，说一个对女人没有兴趣的男人，是不可能会有什么出息的。可是，不久之后，人们悄悄地——其实是欲盖弥彰地——告诉她，我爷爷跟一个女人好上了，他有相好了。
“谁？”姥姥睁开她的那只好的眼睛，像是在瞄准对方。
大家悄悄告诉她，和爷爷相好的就是常来我们这里唱词的那个女人——那个瞎眼女孩。哦，奶奶点了点头，表示她想起来了。至于爷爷和她相好的事，她未作任何评价，似乎他做的所有事，都在她的意料之中。或者说，他总是做出人意料的事，她已经见怪不怪了。关于这个瞎眼女孩，大家实在很容易想得起来。前面说过，像我们这样的村子，娱乐活动是很少的，有一段时间，唱词是主要的一种。当然，它后来慢慢被电影取代了，那是后话。那时候，每一年的秋后冬闲或正月春闲季节，都会有词师挨村唱词。我们这里的唱词，大名叫温州鼓词，和北方的说书有点像，但更接近于苏州方向的评弹，它用的乐器是一面小小的牛筋鼓，再加一块醒木。所以，唱词靠的全是艺人的一张嘴。奇怪的是，像这些走江湖的词人，多半都是瞎子，可能是瞎子干别的事不适合，干唱词这一行正好，而且，据说瞎眼的人记忆力特别的好，记住的唱本也就特别的多。常来我们村唱词的就是这么个瞎眼的女孩。领着她的，是她的爷爷。她长的并不漂亮，黑黑的，瘦瘦的，还是一副病蔫蔫的样子，可是，因为她的瞎眼，她总是耷着眼皮，所以，她的脸部就有一种特别的光洁、肃穆，好像苍蝇飞上去都会掉了下来，尤其是当她唱词的时候，这种光洁和肃穆就像石子投进水里荡漾开来一样，常常会让人看得发呆。她的音色和唱功都一般，都不算上乘，可是，也许瞎眼的缘故，她总是唱的特别投入，一段两段下来，就紧紧地把大家的心揪住了，尤其是唱牡丹亭、后西厢、杜十娘这些本子，那真是叫人整个心儿不由得跟着她的声音走。所以，她在我们村常常一唱就是小半个月。她唱五虎闹京都、薛仁贵征西、水浒一百零八将，也唱金枝与吴三春、卖油郎。对于村里的男人来说，她是一个让他们感觉不一样的女人。开始的时候，因为她是盲女，所以大家并没有怎么把她看在眼里。可是，随着她那声情并茂的唱词一夜一夜地唱下来，随着她词里的那个世界在人们面前一个一个地展开，人们慢慢感觉到了她的那份与众不同的光洁、肃穆，感觉到了她迷人、神秘的一面，她的那双总是盖着眼皮的瞎眼，似乎也不再是碍眼的过失，而成了一种美丽的装饰和高贵的宣言。所以，后来，很多男人开始慢慢对她有了好感，又因为她双眼看不见，所以很多人总是想着吃点她的软豆腐。可是，大家没想到的是，她却是个极敏感极刚烈的女孩，她时刻像只小鹿那样警觉地提防着男人。有时候，有人会乘她爷爷走开的当儿靠上前去，男人们还没有碰到她，她翕动着鼻翼，然后就发出尖利的像是防空警报那样的叫声，图谋不轨的男人只好哂笑着溜回自己的座位。大家屡试不爽，没有一个自以为是的男人得逞。后来大家发现，这个瞎女孩有着特别发达的嗅觉，男人们只要靠近她一定的距离，她就能嗅得出来，她就会发出尖利的像防空警报一样的叫声。可是，如果是一个女人，她的姐妹们靠近她，她就能够开放她的领空，友好地接受对方。不过，因为的确谁也没有占过她的便宜，所以，大家对她的敏感和刚烈，也就没了反感，甚至，渐渐有了敬而远之的味道，总是客客气气、恭恭敬敬地和她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在她那么多忠实的听众里，爷爷是其中一个。用姥姥的话说，爷爷这种人就喜欢这些东西。的确，爷爷在这方面表现出了少有的热情和积极。他不仅每场必听，而且在开场前他总是要早早地来了，而且和她爷爷讨论昨晚唱本里的情节和人物。其实，她的爷爷只是爷爷和她之间的一道道具，爷爷问他，然后他把意思传给了她，所以，讨论着讨论着，最后就慢慢是爷爷和她在讨论。爷爷在听唱词方面不仅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甚至也表现出了极大的本事。很多唱本，他听了一两遍，就能记个八九不离十。到后来，我们村的老人们就把点唱本的任务交给了爷爷。至于爷爷最后怎么和她相好上的，大家的确不得而知。大家想象着她那小鹿一样的警觉和刚烈，就为不知道爷爷怎么得手而感到遗憾。不过，后来当大家看到爷爷牵着她的手挨村去唱词的时候，倒是有了一种说法。说是她虽然嗅觉那么发达，像小鹿一样对男人们充满警觉和提防，但是，这份嗅觉似乎并不针对爷爷，因为大家记得有时候爷爷靠过去和她爷爷讨论唱本的时候挨她是相当近的，可是她并没有发出防空警报一样尖利的叫声。不过，很多人觉得这是马后炮，不足为凭。
后来，当我上了学，郭先生表扬了我的作文说我描写东西描写的特别好的时候，爸爸说爷爷的代被我传下来了。爸爸这样说的时候，没有一点丁的高兴，甚至是忧心忡忡的样子，这让郭先生很吃惊。在我们家人看来，爷爷身上的东西都是不好的东西，都是要不得的。谁要是生了爷爷这样的儿子，真是肚子撑疼了。在爷爷牵着那个瞎女人挨村挨乡唱词的日子里，他的主要任务就是一路上向她描述看到的东西。他的描述是那么生动，那么成功，以至她一路上，甚至整天是笑咪咪的。从她那满足的、发自内心的微笑里，我们可以想象在她的心里，一定展现了一幅幅比我们现实世界还要美丽许多许多的风景。爷爷显然也在自己唾沫横飞的描述里找到前所未有的快乐。甚至，他们俩还把这些美丽的描述编进了她的唱词。当他们两个从一村走向另一村，各个村的人们看着他们走来又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大家都说这真是一对幸福的相好，多么令人羡慕啊。可是，后来，他们的微笑突然就僵住了，那真的有点过于匆忙。有一次，爷爷牵着她到一个村子里去唱词，那一次，他们住在那个村子的祠堂里。安顿下来之后，爷爷就到村里弄吃的东西了。可是，当他拿着吃的东西回来的时候，他感觉哪里有点不大对劲，可是，又说不出不对劲在哪。他们没有吃东西，她弹起了牛筋鼓给爷爷唱了一段她自己编的词，这段词描写了一个人，一个男人，他身上有羊膻气，显然今天刚杀过羊，他还喝了点红酒，吃了点鱼和大蒜最后，她对爷爷说：你去村里把他找来，他欺侮了我！爷爷那时也许急昏了头，二话没说赶紧就去村里找人了。根据她的描述，爷爷一打听，很快就找到了那个男人。那个人一见爷爷就想跑，爷爷也不知哪来的力气，也许是那人被爷爷的样子吓住了，硬是把他给拖到祠堂里。可是，一回到祠堂，爷爷却发现她已经上吊死了。那一刻，爷爷才一切都明白了。第二天，人们在祠堂里发现了那个人被捆在柱子上的尸体，他的下身正挤着一铊黑乎乎的蚂蚁；爷爷已经不知去向。从那时起，爷爷从我们村，从我们家族史上消失了。二爷爷成了我们真正意义上的爷爷。爷爷似乎是我们村最不在意生存的人，但是最后，他还是为了活命而东躲西藏，看来，生存这张网铺得是多么广，网眼是多么细啊。
虽然爸爸常常忧心忡忡地说我这也像爷爷那也像爷爷，可是，我们对爷爷几乎没有什么印象，我们低头抬头见到的，是二爷爷那乐不可吱的形象。晚年的二爷爷，那么老了，可是，只要奶奶吱个声，他就会像只捞到网里的虾那样蹦跳个不停。关于爷爷，家里人也很少提起，有时候，吃过晚饭，坐在院子里纳凉，爸爸会指着那桃树对我们说，那是你们爷爷栽的，你看，接着，他就会很快地说，他栽的树也是不三不四的树。而爸爸妈妈他们那一代人，我是眼看着他们在我眼前来来去去的。可是，他们和他们相好的故事，远没有爷爷故事那样吸引我，我甚至常常为他们感到吃力，也许，这也表现了我和爷爷相似相吸的地方吧。
后来，我发现村人相好也有一定的原则，那就是一个人一般都只有一个相好。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和另一个人确立了相好关系，其它的人便会承认他们这种关系，有时候还会把这种关系看得比夫妻关系还要重要，其它对她或他有意思的人，也就会自动退出。但像前面所说的，对郭先生却是网开一面。所以，我们村虽然相好成风，但纠纠缠缠的瓜葛却很少。到了爸爸妈妈他们这一代，看电影已经取代了听唱词。当然，这样的机会也是很少的，一年也就那么几次，而且要到邻村或到十几里外的乡里。唱词这种消遣，似乎在爷爷和他的相好走了之后，我们村就再也没有响起过牛筋鼓那简单、古朴而又清澈的“当当”声。看电影的快乐，并不仅仅在于电影本身，而更在于那看电影时来去的路上。那时候看的电影，有轰动一时的少林寺、武当志、少年俗家弟子、英雄出少年等片子，也有我们这儿人喜欢的白蛇传、五女拜寿、云中落秀鞋、画皮。电影是大家喜欢的，但大家兴头更好的似乎还是在那来去的路上。晚上哪个村有电影，这个消息白天就在村里传开了，大家就像盼元宵佳节一样盼着夜晚的来临。傍晚，去看电影的人都早早地吃过了饭，在夕阳还挂在村边的山上的时候，大家就呼朋引伴地出发了。走着走着，成群结地的人就化整为零，变成了一对一对，大家自觉地拉开一段距离，远远看去，村路上的这一对一对，就像是电线上停着的燕子。当然，我们小孩子还是成群结堆的，被大人们赶在最前面。大人们这么一对一对地带着那么点亲热和柔情蜜意前行着，从来并不避讳我们——他们连大人们都不避眼，怎么会在意我们这些小孩子家呢？这就是我们村相好的体面和公开，甚至还带着那么点神圣不可侵犯。我们小孩子对这样的场面多半也是欢欣的，这时候的妈妈或爸爸就会变得前所未有的亲切，前所未有的大方——我们甚至可以直接伸手到他们口袋里掏毛钱。那时候看的电影都是露天电影，都是在村子里找块大的空地，在两棵树之间拉上银幕，就可以放电影了。像我们这些外村人，就只好站着看了。但这样也有好处，没有凳子的约束，可以到处走。我们小孩子似乎更喜欢蹲在影幕的背面看那反着来的影像。看了电影回来的路上，我们小孩子照样被赶在最前面。他们又一对一对地落在后面。借着淡淡的月光，我们回头看着他们每一对几乎都粘在了一起，好像是一个人突然间胖了一圈，有时还会正好看到某一对相好从路上踉跄地滑入路下，滑入路下的溪里。每一次回头之后，我们都会互相催促着赶快紧跑几步，生怕大人们发现我们的偷觑似的，但是却充满着兴奋的大呼小叫。这路上的快乐是那么浓郁，它甚至超过了看电影本身。所以，当同一部电影在不同的村轮流放映的时候，我们大家一场都没有落下，有的电影，像少林寺，很多人都看了六七遍。虽然一年里，看电影的机会就那么有限的几次，但它就像一年里的那几个节日一样，让我们充满期盼，看过之后，又让我们充满回味，似乎由于这样几次看电影的机会，日复一日的日子也变得不那么漫长，不那么重复和单调了。
我妈妈是真的喜欢电影。和我妈妈一样喜欢的，还有我们的姑姑，也就是叔婆带来的那个女儿。小叔公和叔婆后来没再生育，姑姑就留在家里招婿。她们喜欢看电影，不仅是为了她们的相好，也真的为了电影本身。她们的这种对电影的爱好，最初在她们对故事的爱好中就表现了出来。在最初的一段时间，唱词没了，电影也几乎见不到，那时候，妈妈她们的爱好就是听故事，我们这儿叫听讲古。我们邻居有一个小伙伴的外公很会讲古。那个老头子六十多岁了，说话都有些漏风了，但精神却很好，他的满头白发和满脸皱纹，都给人金光闪闪的感觉。到了手头的活儿空了点，妈妈她们就会把他叫来，让他给大家讲古。他讲的大多是一些民间故事，什么三个女婿、天理良心、狐狸精之类的，很少讲那些历史典故。所以他的故事对男人们没什么吸引力，但妈妈她们喜欢。我也喜欢。
我们家族史上，女人总是比男人更能干也更有情趣，甚至，还有才气。我们的家，一代一代，都是靠女人的双手撑出来的。我爸爸倒是没有遗传了爷爷那份浪荡子的习性，但是，他却走向了爷爷的反面。这，同样也非常糟糕。他似乎积极地从爷爷那里吸取教训似的，他的一切都是实用主义的、都是生存主义的，除了一心扑在他的田地上，他对其它的什么东西都不感兴趣。在他的人生信条里，不浪费是至高无上的，是评判一切的标准，也是他行动的指南。他的一生，就是一个不浪费。他认为，爷爷的一生，是浪费的一生。他不浪费一分田地，也不让田地浪费一点时间，他就像最苛刻的地主一样剥削着他的田地，也剥削着他自己。同时，他也不浪费一分钱，不浪费一分精力。他认为，几乎所有的人情，都是一种浪费，他觉得最好和任何人都不要有来往。好在，妈妈总是会背着他做着种种人情。除了在田里，剩下的时间，他就靠在家里的那张靠椅上或躺在床上。他认为睡觉是最合算的，既省力气又省粮食。除了侍候他的田地和算计他的一日开支，他对其它的什么都不感兴趣。甚至，对女人也不感兴趣。他是村里少数几个没有相好的男人之一。他觉得相好也是浪费的事。妈妈在我们村里是算得上漂亮的，连郭先生都和她很好。可是，爸爸却似乎对妈妈都不感兴趣。就是这样一个一点意思都没有的爸爸，还凶，还倔，还一根筋。妈妈不仅漂亮，能干，而且还会做人，对什么都有着浓厚兴趣，是那种方方圆圆都做得很好、很得人识的女人。小时候，我们看看爸爸，又看看妈妈，就会忍不住问妈妈：为什么不和爸爸离婚，啊，为什么？妈妈总是笑笑，说：妈妈走了，你们跟谁？我们说跟妈妈。她又说，那爸爸不是一个人啦？
妈妈既有认命的一面，又有抗命的一面。她认为这生命里，有一些东西是说不清的，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她觉得那就是命。就像她从遥远的地方嫁到我们这个她以前听都没有听说过的陌生的村子，嫁给爸爸这样一个同样陌生的男人。如果不是命，那又怎么说呢？但是，她又觉得人生只有一部分是属于命的，还有一部分属于自己。就像忙里偷闲她可以听听古看看电影或和女人们拉拉家常和男人们调调情。这忙似乎是注定的，但这闲却是自己偷来的。后来，妈妈和有着同样想法的郭先生相好了也就不奇怪了。
听说，郭先生在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是个高才生，而且还有一个漂亮的女朋友。他是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毕业之后会被分配到我们学校里来教书的。要知道，在他们那个年代，像他们这样科班出身的师范生真是凤毛麟角。没想到的事还有。正像我在那篇写郭先生的小说最后一位先生里所说的，他那位漂亮的、爱清洁的、仔细的女同学，跟他来到了乡下，来到了村里，可是，最后因为找不到一个像样的厕所解决问题而哭着离开了。郭先生认为这些都是命——虽然他接受的是唯物主义，可是，他生活的乡村更流行用命去解释一切——这些属于命的东西，他接受了。所以，后来因为他出色的教学成绩，乡里决定把他调到乡中心校里去教书，他拒绝了。乡中心校里的那些老师说他是被我们这里的女人给迷住了。其实，只有他自己知道，是他在某一方面认命了。他在农村长大，虽然他是一位先生，可骨子里还是一个农民，他用农民的方式去对待命运。同时，他也学会了忙里偷闲，命里偷欢。至少，在我们村人的感觉里，他是快乐的。他不仅得到我们一村——其实是附近几个村——老老小小不折不扣的尊敬，同时，他还得到许多女人的一切。不过，郭先生似乎有一个规矩，他只对已婚的女人有说有笑，对那些未出阁的黄花闺女，他总是避而远之的。他说，那些都算是他的学生——学生的姐妹也是他的学生，所以，他不能对她们有非份之想。同时，他认为，一个女人的好，只有在她结了婚之后才看得出来。少女的种种好是不言自明的，但也是虚假和不真实的，就像小孩子的纯洁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纯洁，而是因为无知。
显然，郭先生只跟我们村里那些“好”女人相好。在郭先生的眼里，妈妈无疑就是这样一位好女人，而且还可能是好女人里的极品——虽然，在我们村，就是极品也可能只是倾村倾户而已。郭先生有许多的相好——至少表面上看来是这样的，但妈妈的相好无疑只有郭先生一个。但妈妈似乎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公平。不过，他们相好的并没有其它人那么体面，似乎总是遮遮掩掩的，这让做小孩子的我感到老大的不高兴——因为，别人总是觉得郭先生对我妈妈没有对其他人的妈妈那么好——这让我觉得自己像是后妈生的失宠的孩子。
是的，我们对妈妈和郭先生这种有点遮遮掩掩的相好既不明白，也有不满。有一天傍晚，郭先生在我们家吃晚饭。那一天，爸爸不在家，他跟村长到乡里开什么会了。好像是什么“精耕细作”的会，反正，我们听不明白也记不清楚。那顿饭，我们吃得特别有味道，不仅菜丰盛，而且，那种气氛过后都叫我们怀念。郭先生对我们客客气气，妈妈对我们也是客客气气。我和弟弟高兴的几乎有点忘乎所以了，可是，妈妈还是笑咪咪的。吃过饭，天色还早，可妈妈却点了灯，催我们上床睡觉。这回我们很听话，我们知道，晚上可以不用写作业了，我们可以好好地钻到被窝里玩。郭先生也说他要走了，他那份郑重的神态，倒像是对我们说的，说着，他就走出了门。我们到后院水井边洗了脚，就回到房间，嘻嘻哈哈地钻到床上去了。我们在床上玩着小孩子的游戏，天色实在太早了，我们根本睡不着。在玩的时候，我有一种感觉没有对弟弟说，那就是我觉得妈妈的床上有一个人。那时候，我们的床和大人的床都铺在一个房间里。虽然他是那么仔细，可是，那种呼吸的波动和偶尔的蠕动，还是被我感觉到了。那会是谁呢？不一会儿，妈妈洗刷完毕之后，也吹了灯，躲到床上。不一会儿，我就听到从妈妈床上传来蟋蟋嗦嗦的声音，甚至连弟弟也感觉到了，他停止了玩耍，瞪大眼睛看着我。他是个很聪明的孩子，最终，他也没有声张。我们就这样噤了声，没了声音和举动。那边床上的声音渐渐就激烈起来，甚至有点天翻覆地的意思。那声响有些是我熟悉的，爸爸妈妈时常会制造出那样的声音，可是，还有一部分却是陌生的，这些陌生的声响让我展开了联想，我想象它们是怎么发出来的。没想到，不一会儿，弟弟居然真的睡着了。我一个人听着那声音，觉得很没劲，也有点不满。可是，慢慢地，我就听出来，那是郭先生。我放心地睡了，郭先生让我放心。在朦朦胧胧中，我好像还听到郭先生和妈妈轻声的说话声。半夜里——我总觉得那是深更半夜了，我突然被一阵敲门声吵醒了，妈妈似乎比我醒得更快，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在听到爸爸敲着门叫着妈妈的同时，也听到妈妈床上传来的忙乱声，似乎是商量又似乎是在穿着衣服。
“是爸爸。”我说。我似乎是忍不住地在提醒妈妈，爸爸叫了半天了，她却不知道应。
“就来了，就来了。”妈妈突然醒过来似的应道。同时，我感觉到郭先生钻进了床底下。
“月光夜，我连夜走了回来。”爸爸说“住旅馆的钱，省了下来，归我自己了。我还带了瓶牛皮酒。”
“什么牛皮酒？”我钻出被窝要爸爸的酒看。弟弟也醒了过来，不过，他只是睁开眼睛，并没有爬起来。
“怎么还没有睡？”爸爸问。
“床底下有人，我们怕——”我突然说。
“我也怕，床——”弟弟看看我，也说。
“这么胆小。”爸爸说“爸爸一个人走回来，鬼都不怕呢。”
慢慢地，我们房间又趋于安静。在再一次袭来的睡意朦胧中，我似乎听到爸爸妈妈的叮叮当当，好像是爸爸说要，妈妈说不要。可我毕竟很快就睡着了，毕竟是小孩子啊，甚至把床底下的郭先生都给忘了。
后来，我才弄明白那瓶让爸爸兴高采烈的牛皮酒原来叫啤酒，我也从爸爸的杯里尝了一小口，几乎永远记住了那种像泔水一样的味道。第二天早上，妈妈叫我起床的时候，我还不忘看一眼她的床。我不知道郭先生是否还在床底下。当我吃过饭背着书包到学校的时候，发现郭先生已经在教室里了，他正把头趴在讲台桌的沿儿上。偌大的教室，就他一个人。
“郭先生早。”我赶紧说。我几乎是慌不择词了，可是，脱口而出的却是这一句，还好。
“你，你早——”郭先生急忙抬起头，望着我，然后客气地说道。他的额头上有一道通红的压痕，在抬头的一刹那，我似乎还看到他的嘴角涎下一丝口水，他很快地用左手把它擦去了。在他的客气里，我读不出任何的东西，甚至，连昨晚在我家吃饭的事似乎都看不出来。在那一刻，我觉得大人毕竟是大人啊。
这就是我们村，我们村的人和事。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就像我们看一个人，我们只能看到他的一小部分，我们看一村子，也只看到冰山的一角。当我们踩灭了火，走出房间的时候，天已经亮了。我不知道，丽听了，在想些什么，可是，她脸上分明多了一份肃穆。人去楼空的村子真静啊，静得就像这积雪的白，或者说像白里偶尔露出的那么点黑。我们挽着手走出村子，回首望去，村子里的那些白头黑脸的房屋，静静地蹲在雪地里，蹲在这山坳间，像是闭幕前舞台上那一把把还没来得及撤去的椅子，它们是那么孤独。坐在椅子上的人去了，可我们仍能感觉他们的音容笑貌和日常传奇。我们的村子是短暂的，它就像是一个独幕剧，或者一个小品，可是，在它上面进进出出的演员，却都是那么投入，那么认真，他们好像根本不知道自己在演戏，根本不知道，这舞台有拉幕的时候。是的，每一个人都活得那么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