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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相关报道，张海超先生，河南省新密市人。2004年6月到郑州振东耐磨材料有限公司上班，先后从事过杂工、破碎、开压力机等有害工作。工作3年多后，他先后被郑州市二医院、省胸科医院、省人民医院、北京协和医院、首都医科大学朝阳医院、北京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等数家医院诊断为尘肺，但企业拒绝为其提供相关资料，在向上级主管部门多次投诉后他得以被鉴定，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却作出了“肺结核”的诊断。为寻求真相，这位28岁的年轻人到郑大一附院坚持“开胸验肺”以此悲壮之举揭穿了谎言。
其实，在张海超先生“开胸验肺”前，郑大一附院的医生便对他坦承“凭胸片，肉眼就能看出你是尘肺”
不幸的是，由于无权做职业病鉴定，该院的诊断只能作为参考，一切还要看郑州职防所是否会“持之以恒”地继续“误诊”据说，在开胸后张海超先生曾找过新密市信访局，答复是他们只认郑州市职防所的鉴定结论。
“开胸验肺”终于惊动了青天大老爷，全国总工会出面组织调查，事情发生逆转，张海超先生获得赔偿，相关责任人被处理。一切都在预料之中，一切又在意料之外。
看看处理结果吧：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被通报批评，所长李磊工作被停并接受调查，副所长李国玉职务被免；职员樊梅芳、王晓光、牛心华的尘肺病诊断资格已报请上级撤销。新密市卫生局被通报批评，耿爱萍被免去卫生局副局长、防疫站站长、监督所所长职务。
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称得上是头上生疮，脚下流浓──坏透了，从上到下，从头到尾找不到一个具有起码良知的人。这种不分是非，不辨黑白的衙门再批评它完全是多余的，如果权力在人民手中的话，它早就应该关门大吉了。新密市卫生局也好不到那里去，只不过它不是第一责任人，还可以强词夺理罢了。按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它们理所当然责无旁贷！
如果我们认真审视这条维权之路，就会发现这条路是多么的漫长，多么的艰辛，多么的惨烈！真正是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观之与张海超先生打交道的官员、资本家和体制内的专家，他们是何等的自私、麻木、愚蠢、冷漠。贪婪是资本的本性，似乎不必苛责，但是这些官员和专家，他们本来是张海超先生的救命稻草，却灭绝人性地把他拒于千里之外。
我们常说，中国人民是勤劳、勇敢、智慧、善良的民族，但在这些人的身上，这些宝贵的品质却荡然无存。本人虽然认为“人之初，性本恶”的可能性更大，却始终坚信人性是可以改变的，一个好的制度可以让人性善的一面发扬光大，一个坏的制度可能让人性恶的一面恶性膨胀。到底是他们的人性的缺陷还是制度的缺陷，确实应该多打几个问号了！
我不相信张海超先生行走在这条路上没有绝望过，但有一个信念一直在支撑着他：“我要活下去”他为了活下去不得不冒活不下去的风险，因为除了要活下去之外，他还有一个信念“我不能不明不白地死”！
我钦佩他的耐心和韧性，但更钦佩他在山穷水尽，走投无路时的理智，钦佩他自始至终采取非暴力方式维护自身的权利。
人在极端的绝望之下，通常有两种选择，要么伤害自己，要么伤害他人。伤害他人本质上也是伤害自己，触犯法律就必须受到法律的惩处。虽然我们这里有法不依是常见的事，但那种情况通常是对权贵的恩典；对于屁民而言，不但要依法办事，而且时不时还要从重从快。本人每每看到播音员主持人记者甚至律师义正词严声色俱厉要“严惩”就会鄙视他们也不过是一群法盲而已，但责任确实不在他们，因为“从重从快”就是货真价实的“严惩”
在这种情况下，伤害他人最多也就是拉一个或几个垫背的，这垫背的人，还往往是自己的阶级兄弟。但是，如果不是自己的阶级兄弟，就理所当然是垫背的对象吗？在排除了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显然是大谬不然的。
我们这个民族是崇尚暴力的民族，前几年由中央电视台拍摄的电视剧水浒传，主题歌就是“该出手时就出手”生长在皇城下具有强烈的个人权利意识的杨佳可谓身体力行。如果和张海超先生相比，张海超先生早就应该出手了。
本人之所以不赞成暴力，不是因为暴力本身。在忍无可忍的时候，暴力不失为体现男人血性的手段。但是暴力除了发泄愤怒之外，实在找不出更多的好处。如果我们种下暴力的种子，一定是结出暴力的果实。以暴易暴兮还是暴，我们已经恶性循环了两千多年，还要继续循环下去吗？
我不知道张海超先生在“开胸验肺”之后如果问题还是得不到解决他会怎么办，好在事情终于没有发展到那一步。这主要得益于张海超先生忍辱负重的优秀品质，也得益于有关方面的悬崖勒马。我真的希望有关方面不要把屁民逼到绝路上去。
我们的邻居大半个世纪前就坚持非暴力不合作原则，我们却还在抱着枪秆子不放，这其中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民主社会真正需要的是妥协！
谨此向张海超先生致以崇高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