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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三斤当然不叫许三斤。许三斤原名许弘文，是夷陵州人士。
许弘文本是夷陵州的一个秀才。三十年前，他接受谭家的聘请，来到谭家当了个坐馆的先生，也就是现代人说的家庭教师。从此之后，他就在谭家冲安了家。
当时，掌控谭家大权的是还没死掉的，谭玉纯的父亲谭元章。
谭元章自己是秀才。所以，他对许弘文这样，年纪不大就成为生员的年轻秀才，是很看重的。谭元章当时，是一心希望自己家能够出几个读书人的。可是，不知道是不是祖宗的风水坏了，谭家的那些子弟，居然没有一个长了读书的脑袋的。他们读了好多年的书，可是一个个的，连个最基本的县试都无法通过。
当时，年轻气盛的许弘文觉得，自己应该要对得起谭元章的器重。所以，他对谭家的子弟，管教的相当的严格。可是，等到谭元章发现，自己的子侄们，都没有读书的天分之后。谭元章对待许弘文的热情，也就冷却了。
随着谭元章的老去和死掉，谭玉纯成了谭家的家主，谭氏家族的族长。他掌握了谭家大权之后，就开始报复曾经作为他的老师，在过去读书时，常常教训训斥他的许弘文。
许弘文是一个不事生产，手无缚鸡之力的外乡读书人。在谭家冲过了大半辈子的他，没有家族的势力作为依靠，和自己的母亲，在谭家大院里过了几十年。所以，面对谭玉纯的欺压，他除了忍气吞声之外，毫无办法。
本来，一直忍让退避的许弘文以为，自己的隐忍能够换来后半生平安的日子。可是，人心就是那么黑暗的。谭玉纯已经把许弘文打压的非常落魄了，许弘文在谭家大院里，已经沦落到和普通的仆役差不多的地位了。可是，谭玉纯觉得还不够痛快，觉得还不够。
最终，谭玉纯抓住了许弘文私自偷拿了谭家三斤白面，给自己老母亲过寿的把柄。通过他荆州府里的关系，革除了许弘文的功名，逼迫他签下了身契。从此之后，许弘文就成了谭家的奴工佃户，也从许弘文，变成了当地人口中的许三斤。
作为一个读过四书五经，能够通过初级科举考试的读书人。许三斤虽然已经年近五十，在谭家的欺压下过了一辈子。可是，他受封建文化教育带来的，政治上的灵敏嗅觉，还是存在的。就在谭家冲很多所谓的老成人，还在畏惧观望的时候。许三斤就敏感的意识到，自己翻身的机会已经来了。他很早的时候，就开始积极的，参加到工作组在谭家冲组织的各项活动中。
凭借着能够读书写字，在本村民众中有些名气。又因为经常和工作组在一起，在村民眼中，和工作组的先生们关系热络的资本。许三斤被谭家冲的村民，选为农会会长。
说起来，封建读书人在琢磨人心，揣摩人情上，确实是比工业时代的现代人的水平高。像王书辉这个现代人一样，他的这些弟子和手下们，在受了不到一年时间的工业化标准教育之后，在对人际关系的处理上，也体现出一种机械性的僵硬来。
敏感的许三斤发现了这点。他很快就抓住了这一机遇，开始充当起本地村民和工作组之间沟通的桥梁。
王书辉在发给工作组的《工作手册》里明确的指出，要防范各种各样的投机分子，利用工作组是外乡人的情况，垄断工作组和当地民众的沟通，充当掮客的行为。
在有着这种清醒认识的前提下，谭家冲工作组在农会的组织上，也没有完全的放手。除了几个在本村村民中威望不小的老头子之外，几个坚决支持工作组，但是因为身体原因，没有被选进民兵队的年轻人，也被选进农会领导层当中。
农会成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组织农会成员学习。
王书辉在农村工作会议上，曾经对三十多个工作组的成员们指出：“农会建立了，不是说工作组的工作就结束了。刚刚当选的农会领导者，和刚刚参加农会的成员们，不知道农会这个组织是怎么回事，不知道农会是个什么机构。农会的领导者们，也不知道，在农会这个机构里要做什么事情。”
“如果不能把，农会是农民们自己的组织；是大家在工作组的领导下，打倒土豪劣绅，自己管理自己；是农民们自己给自己做主的这样一个权力机构的概念，清楚明白的解释给大家听。那么，农会就没有了成立的意义。我们通过建立农会，在广大农村，对抗和消除官府的走狗，消灭地主老财的势力的目的，就无法达成。”
“所以，农会建立之后，工作组要对农会的领导者和农会成员中的积极分子，认真的宣传和解释，我们建立农会的目的和意义。要让三十多个作为我们事业的发展基地的乡村，成为我们建立公平和合理的新世界的起点。”
工作组的成员都是对整本《工作手册》耳熟能详的。
在为期三天的农会组织和学习会议上，韩国良和郭博奇，对整个谭家冲农会的七个通过推选产生的干部，和四十多户农会成员中的积极分子，就农会的建立的目的、意义，和农会在农村工作中的政权性质，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和说明。
许三斤第一个意识到，农会，就是缩小版的县衙门。他认为，农会就是村子里的衙门，民兵队就是村衙门里的衙役。
许三斤的看法代表了大多数村民的看法。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看法倒是有一定的合理性。不过，韩国良和郭博奇也明确的指出了，新的乡村政权和传统意义上的县衙门的根本不同。
第一，农会有领导权没指挥权。也就是说，农会干部，不能对村民指手画脚。它们只有和大家协商问题，号召和领导全体村民解决问题的权力。用直白的语言讲，就是说，农会干部行使权力要和大家商量着来。
第二，农会有司法审判的组织权，没有判决权。这是指在王书辉版的农会里，农会对乡村的司法工作，只有随机抽取村民组成审判会的权力。至于具体的判决，则是由工作组里的司法员，根据审判会的投票结果进行判决。
第三，本村的民兵组织，接受工作组和农会的双重领导。但是，民兵队队长和民兵队教导员，同时也是农会的干部成员。也就是说，农会会长等干部，与民兵队长和教导员，在农会中是处于平等地位的。而农会对民兵武装的的指挥，必须通过农会委员们的集体投票之后，才能实现。
三天的学习结束之后，大部分的农会成员已经意识到，过去是地主老财，土豪劣绅，那些田多、钱多、人手多的人，拿着村里的印把子。但是这个现实，在土豪劣绅、地主老财被打倒和消灭之后，已经一去不复回了。
通过学习的许三斤的想法，则更深了一步。他对于年轻的工作组成员们，心里并不是真心的佩服。倒是对这些年轻人嘴里的王师尊，他真心的感到佩服。
在许三斤的眼里，农会看起来好像权力挺大，地位挺高。可是，在农会里管事的人，既不能做错事儿，又不能不做事儿。因为，总也不做事儿，就不能体现出农会干部的地位。做错了事儿，就会危害到自己在村子里的威望。
许三斤觉得，自己这个农会会长，简直是被架在火堆上烤一样。许三斤对于设计出这样的制度。也就是说，组织村民选出农会，再通过掌握司法权和民兵队，让工作组躲在农会背后掌控整个村子，这样一套制度的王师尊，可谓是又敬又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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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王书辉对于没有接受过先进的思想教育的普通人，是完全不信任的。
从本质上上说，他认同荀子对于人性本恶的判断。他认为，没有接受过系统化的，先进的思想教育的中国人，一但咸鱼翻身，掌握了权力。那么，各种卑劣丑恶的闹剧，就会轮番的上演。
王书辉的看法是，在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时代之前，在教育事业没有在全民范围内普及之前。处于农业社会的各个社会阶段，即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各个社会阶段里。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都要依靠精英人物的领导。
也就是说，在前工业化的社会里，中国社会是一个在精英领导下的阶级社会。
在生产力落后的农业社会里，教育不能实现全面化，受教育的权力被少数人掌控。这就不可避免的，让社会处于一种或严重或缓和的阶级矛盾之中。
王书辉没有能力直接使明朝末年的中国，直接进入到工业社会的阶段。
在明朝末年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他不能保证在他未来的政权机构里，都是受过先进思想教育的人掌握权力。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下，他只能通过尽量的完善制度的方式，抑制各种丑恶人性的爆发。
在王书辉看来。农会组织是将基层权力真正的下放给大多数人的一个权宜之计。
在目前的农村工作中，“吸引和团结青年人，建立民兵组织”；“组建学校开展教育，培养受教育的年轻人”；“推广优质种子和科学种植，保证粮食丰收”，这三大工作，才是王书辉眼中最主要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