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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莎医院还发明了一种纳米粘合剂来代替大部分的手术缝合。它不仅能用在外部的创口，还能用在一些很难缝合的器官、组织上，比如埋藏很深的肝脏伤口。
使用时把纳米粘合剂涂在伤口的两边，使伤口牢牢地粘在一起，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纳米粘合剂自身是可在人体中降解的，彼时人体组织已经自己长出了新的组织而自然愈合。
自然愈合的伤口原本只有在很小的创口上才能发生，现在相当于使用新材料和新手术技术使这种自愈在几乎所有的手术上发生。它的操作比缝合更简单，也可以通过微创切口伸入极细的柔性机械臂来完成。
它使用早就准备好的的类似创可贴的东西，大大地加速了手术的进程，也为自动化手术机械提供了一种捷径。有了这种，对于世界上难度最高的心外科手术大有裨益，因为心脏无时不刻不在跳动，就算使用了降低心跳的药物作用也是有限的，在它上面缝合原本是个几乎无解的难题。
激光刀有了，切得快，创可贴有了，缝得快，使温莎医院在心外科手术上的成就远远超过任何对手。在弃婴中有很多是因为婴儿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这在不久前还是不冶之症，他们有一个可怕的名字：蓝婴症。
先天性心脏病大概有有五种，总结起来就是在胎儿在发育过程中心脏发育畸形，有的是大血管没长出来，有的是长错了，总之是造成心脏无法正确地将被肺氧化的红血（携带氧的血的颜色）泵到全身去，造成婴儿局部或全身变蓝色。
温莎医院是唯一有技术将错综复杂的先心病手术治疗达到极高成功率的医院，最差也能做到姑息疗法，将体循环的一部分血液向肺循环分流，增加肺循环血流量，使回到左心的氧合血量也得以增加，从而减轻青紫症状。
为了便于跟超强磁性的核磁共振成像系统配合，所有金属手术器械都要被改造，因为金属导体会响应磁力，给病人造成不可预料的危险。手术时医生、护士所带的眼镜、手表等随身物件在新规则下都要被专用的设备所取代。
由此可见，ct的功能还不能完全被取代，有时候手术要涉及的病人恰好就是需要对病人体内的金属，比如残留在病人身体里的弹片。
这五个科技界的大爷其实一边参观制药厂一边在拍纪录片，因为老板要立牌坊，以德服人嘛，特别是提到无差别拯救先心病婴儿的时候，到出片的时候播放一点小宝宝病人的镜头，立马能不分国家、民族、宗教地戳中观众的萌点。
提到战士的话，那就是隐隐地暗示我们联合国的军人是多么的幸福，对比协约国那些受伤战士待遇猪狗不如，这个纪录片拍出来之后的牌坊效果是刚刚的。
核磁共振三维成像那是重中之重，这东西使现场的四大科学家都目瞪口呆，更不用说普通人看过之后对温莎医院垄断会产生“理应如此”的感觉。协约国那些要抵制温莎医疗帝国的政策出炉之时一定会碰到巨大的反弹，因为没有了这些黑科技，协约国的国民的健康怎么办？
温莎医院找来志愿者，将他的身体内部构造制作成了生理学教学材料，学生可以从中看到骨骼系统的每一根骨头，血液系统的每一根血管（除了毛细血管），血管中血液流动的细节居然也可以动态地演示出来。
消化系统中食物在其中从摄入到排出整个过程，神经网络中密密麻麻的神经之传输。跟传统的纸质教材相比，简直是从乞丐到国王的对比。任何资质平庸的医生都能从这个完全真实的人体三维、动态教材中受益无穷。
在这些三维教学材料中，最受欢迎的可能要属姓教育的一个片子，那是温莎医院的拍摄团队到每个人种的演艺圈里寻找敢为艺术献身的男女演员来拍摄的。片子中大部分的情节把人物虚化成了蓝色（男）和粉红色（女），但所有的生理过程都是真实的核磁共振成像。
这个倍受争议的片子其伦理和科技上的震撼性远超常人的想象，目前在大多数的国家是已婚人士才能看的。几乎成了成人礼必看片子，只要片子被一直播放，温莎医院就支付给演员们每年一千欧元的巨额版权费。他们也是赚大发了。当然，温莎医院赚得更大。
蒙古人种（黄种人）当中，中国人很保守，拍摄团队居然在八大胡同都找不到愿意出镜的演员，最后到了新收的日本九州岛上才找到，颇费周折。
五个纪录片的闲聊式节目，似是很偶然地说到达尔文研究所的基因研究项目。化石这种东西嘛，不是专家的话，很难从中看出什么名堂来，当物种的研究来到分子生物学时代之后，又有了一个很重要的发现。
分子生物学的科学家们发现了进化的直接动力——基因突变的规律。基因通过把自己表达成蛋白质而成为生命，在此过程中，蛋白质的分子构成每一代都有些微的不同，但其功能仍然是一样的，这种过程的专业术语叫“同义置换”。
蛋白质的同义置换在分子生物学层面上显然是因为dna的碱基对发生了同义置换，事实证明dna确实也是在一代又一代地发生这种过程。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生物要保证自己有一定的基因突变率，会突变的生物才更有生存能力。
每一代都发生的分子级别分化就是生物保证后代有一定突变机率的好法子。我们可以拿细菌来做例子。为什么细菌在抗细菌药的作用下很快就能表现出抗药性？当然是因为它的后代擅长突变，这是细菌这种原始的生存能力。试想它们没有一代又一代的同义置换，是不是很容易被抗细药所消灭？
细菌的天敌所产生的天然的抗细菌药就是对付没有突变能力的细菌的大杀器。这种擅长突变的能力存在于所有的生物中，从原始的生命到高级的，包括我们人类。
通过对一些蛋白质的考察，科学家们发现这种同义置换的速率大致是恒定的，也就是说，一个基因发生突变的时间是有数的。把大量的基因突变综合起来考察，又发现它们发生的时间的速率是大致恒定的。科学家把这种时钟称为“分子钟”。
分子钟的发现让达尔文很激动，因为它意味着理论上可以通过分子钟来把生物进化的树画出来，跟化石证据相对比。当下达尔文研究所正在大力研究的课题就是用分子钟来重绘进化树。
达尔文对着拍摄的镜头说，从目前的进展来看，成果丰硕，分子钟之进化树基本与化石证据吻合。
谈到这里，唐宁接过话头来说：“分子钟还有一个有趣的应用场景，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过来之后，科学先知不负盛名，开始讲这个应用：“我先提出一个问题请大家思考一下：我们人类是什么时候穿上衣服的？”
大家都在动脑筋，达尔文说：“刚开始的时候人类肯定只能使用兽皮来做衣服，经过几万年，这些衣服早就烂了，所以在化石中根本找不到这样的证据。”
好戏来了：“有办法。跟分子钟有关。我看到过一些科学家对寄生在人类身上的虱子的研究。这种讨厌的小东西有一个特点，它们分化非常厉害，生活在头上的头虱和生活在衣服上的体虱。通过观察它们在头发和衣服上的运动可发现，头虱无法适应体虱的生活环境，体虱无法生活在头发上。
更有趣的是人类的体虱只能生活在人身上，因为它们擅长在衣服上运动，所以人类体虱跟我们的近亲黑猩猩体虱大不同。黑猩猩体虱跟人类体虱应该是同源的，也就是说，他们之间的基因在我们人类穿上衣服的时刻开始发生不断地变异，最终变成了两种不同的物种。
通过分子钟来确定这个时间就能大概知道我们的祖先什么时候发明衣服的。”
有意思，达尔文：“是吗？有人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吗？”
唐宁：“好像还没有吧，你要是感兴趣可以让后面的博士生做一做，我觉得没有问题。”
这个片子拍完之后，还真的有团队去搞这个课题研究，得出的结论相当靠谱，人类穿上衣服的时间约为7万2千年前，正好跟人类走出非洲的时间点吻合。也就是说，只有发明了衣服，才有能力走出非洲，否则会冻死在路上。
达尔文研究所在基因方面的研究很是被关注，孟德尔很自然地问到一个很严肃地问题：“不同种类的基因能不能通用？意思是，动物的基因能转到人类身上吗？或者甚至植物的、细菌的基因能转到动物身上吗？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吧！”
这个问题就真的是有点科学家想当上帝的感觉了，如果答应是肯定的，也应该是肯定的，那么科学还有什么是做不到的呢？
李比希老了，比较保守，而达尔文和巴斯德一致表示应该是可以的，不过，目前暂时还没有办法做到，但只是技术问题，原则上没有问题。
大家又把目光望向告知，看他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