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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子?女人?摇井宋先生按刘先生的意思把院子和房间清理一遍,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院子里的荒草被喷上了除草剂,墙角的井四围铺上了水泥,树底下的灌木被伐倒了,过几天就可以当作柴烧。做这一切的宋先生像刘先生一样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名字,只愿周玉玲一家能过得好。
宋先生还说出了刘先生一件鲜为人知的事,在此之前,房子里放满了刘先生一位朋友的物品,刘先生决定把房子借给周玉玲居住之后,是这么跟他的朋友说的:“对不起,我有一位非常重要的朋友因为特殊原因要住到这里来,你能让出来她住吗?”
刘先生还交待宋先生,以前装的防盗门不够牢固,过些天装就个新的。家居生活用品买来之后,周玉玲立即提上桶子去打水,穿过院子时,她说:“院子里、山上有好多柴禾,都可以捡来烧饭,不怕没饭吃。”
摇井旁边,周玉玲就像一个农家妇女抓住摇柄,一上一下,动作娴熟,表情宁静、安详,那个画面,真像一段失而复得的乡谣。
两天后,主任对我说:“小石,告诉你一件事,你不要激动啊,刚刚有读者打电话给我,说周玉玲又回到了南昌讨钱,还在百货大楼一带。”我没有跳起来。
也没有激动得失态骂粗话,我落泪了,我想起了半个月来为乞丐母女东奔西走的心酸,我想起了顶着烈日从街头到街尾为乞丐母女挑选家具的辛苦,我委屈啊。其它的记者轻松极了,每天写一两篇几百字的通讯稿,其中很多是传真稿,根本不需要亲自跑一趟,不时还能参加新闻发布会,参加新闻发布会不但有车接送,还有红包拿。
而我,不但没有红包没有车接送,还得天天跟踪不停漏尿的周玉玲,为不伤她的自尊,闻着她浓烈的尿臊味,还得装出一副没闻到的样子,还得跟她一块儿吃饭。
其实在接她去新居的那天,我就知道她不可能长住。那天一大早我赶到她住的地方时,除了看到周玉玲没有做任何搬家的准备,还看到她女儿睡在楼下一个40多岁的捡破烂的瘸腿的男人床上,我气极了。
问周彩跟那个男人什么关系,周彩说:“我跟他没什么关系,我也没有跟他睡一块儿,我儿子想看电视,我就带他来看电视。”
周彩明显在撒谎,她的儿子才一两岁,怎么可能想看电视,就算是想看电视也不可能大清早躺在一个男人的床上看电视。
我打电话给主任告诉他我看到的一切,并告诉他,当我问周玉玲到底想不想搬家时,周玉玲说随便,我向主任提出不送乞丐母女去新居。主任说:“那怎么行呢?报道都见报了,义卖也举行了,如果不送她们去新居,报道没法收场。”
想想也是,我只好忍气吞声劝周玉玲收拾东西。我知道周玉玲只是应付我,因为我告诉她。到新居后,我才能把募捐的几千块钱给她。
我心想我仁至义尽,她实在不愿自食其力,我也没办法。可我万万没想到,她只在“新家”待不到两天,吃光了临走时给她买的饼干和方便面就回到了南昌重操旧业。她实在太不争气了,我还想着休息两天就到医院活动活动,找家医院为周玉玲免费治病。
周玉玲回到南昌后,我的情绪陷入了低谷,唉声叹乞中充满了挫败感。我害怕听到“乞丐”两个字,谁跟我提到乞丐,我就心烦。
平时碰到乞丐,即使知道是职业乞丐,我也会扔个五毛、一块,可是自从周玉玲回南昌后,我看到乞丐,别说发善心扔几个钱,连看都不愿多看一眼,恨不得把乞丐要钱的碗一脚踹飞。有同事建议我去见见乞丐母女,问问她们为什么这么快就回到了南昌。
我没有去,我怕去了忍不住骂她们,有一次实在没法避免要经过她们讨钱的百货大楼门口,老远我就看到被捆成蚱蜢的几个乞丐孩子,周玉玲、周彩仍旧穿着我第一次接触她们的时穿的衣裳,我立即走到街的对面,不愿意从她们身边经过。
一个星期后,浙江卫视的两位记者到南昌来拍乞丐母女,他们对这个题材非常感兴趣,拍的时候换了一个角度,从我的角度,也就是一个记者如何帮助乞丐母女的角度。
我带着电视台的记者到了我为帮助周玉玲一家去过的许多地方:新家、丰城、乞丐母女平时要钱的地方及她们的住处。自然我又见了到乞丐母女,我问了她们为什么回到南昌,得到的回答是:周彩快生了。
提水很不方便,一怕摔着,二怕生孩子找不到人。我没有揭穿她们回南昌的真正目的,只是冷冷哼了一声。
我觉得她们非常可笑,暂时到墙外面提水的原因当天我就解释了,院子里的井水刚放了消毒剂,过半个月就能喝了。
更可笑的是,周玉玲怕生孩子找不到人,院子隔壁是学校,学校隔壁是乡里卫生院,卫生院隔壁是派出所,从院子到派出所不到两百米的距离,周玉玲竟然说怕生孩子找不到人。
周玉玲的邻居告诉我,周玉玲回来后,他们问她为什么回来,周玉玲说报社的人把她们送到了山上,下山提水很不方便。他们又问报社给了她多少钱,周玉玲告诉所有的邻居,报社只给了她几块钱。
我没有向周玉玲的邻居做正面解释,我只反问了两句话:希望村的派出所、卫生院、学校可能建在山上吗?报社可能只募捐到几块钱吗?电视台的记者采访她们的时候,我回避了。
我不愿意听她们说一个字。我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半个月后,正当我不再那么讨厌乞丐的时候,市公安局的警察找到我,说是某副省长在有关乞丐母女的报道上作了批示,一定要查出是谁强奸了乞丐母女。
我兴冲冲地带着警察去了乞丐母女的住处,如果能查出谁强奸了乞丐母女也算是件好事。警察在楼上向周玉玲了解情况的时候,我回避了,在楼下和周彩聊天,周彩可怜兮兮地对我说:“姐姐,你以前劝我把孩子打掉,我没有听你的,我现在想通了,我有一个孩子就够了,两个孩子我养不活,一个孩子我可以好好地抚养。
这肚里的孩子是坏人的,我干嘛要留着它,我要把孩子打掉。“我心里虽然仍然有气,但看周彩这么说,心也软了,我说:“你想通了就好啊,过两天,我到医院联系一下,给你做人流手术,钱方面不用你操心。”
就是这个时候,周彩还在骗我她肚里的孩子是被人在八一公园强奸怀上的。警察向周彩了解情况时,我跟了上去,这才知道周彩的第一个儿子是和一个男人自愿生下的,那个男人因盗窃至今仍在监狱,周彩肚子里的孩子是那个瘸腿男人的,(前段时间瘸腿男人和周彩闹翻了。
瘸腿男人不愿对周彩肚里的孩子负责,周玉玲的女儿橹橹是捡来的。得知真相后,我不顾警察的阻拦,冲到周玉玲母女面前吼问:“你们为什么骗我?你们为什么要骗我?你们为什么要骗我呀?啊?”
周玉玲没有吭声,一旁的警察担心我情绪失控动手打人,把我拉到一边说:“她刚刚讲了,是为了搏取同情,石记者,你也不要太生气,她们也没办法,不撒谎不装可怜,讨不到钱。
我很理解你的心情,我刚才也问她了,给了房子,又为她们争取了低保、救助,为什么不好好在安义生活,又跑到南昌来要钱。你猜周玉玲怎么说,她说我又不会做事,几口人才几百块钱,怎么活下去呢?
难道叫我饿死?石记者,乞丐的劣根性是你无法想象的,像周玉玲这样的,每个月在南昌能要到1500块钱以上,在安义,才几百块,还要干活,当然不如当乞丐舒服。你同情她们帮助她们没有错,惟一的不妥的地方,就是没有把她们的情况调查清楚。”
下楼的时候,周彩跟在后面追问:“姐姐,你什么时候带我去医院?”我头也不回甩下一句:“问我干什么,你找警察去。”
接下的打击是预料之中的也是沉痛的,都市消费报被宣传部严厉通报批评做假新闻,乞丐母女事件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其它报社的记者见到我总要问怎么回事,我真是丢尽了脸。
虽然社长、主任没有批评我,还几次找我谈话,说这不是我故意做假新闻,要我放下包袱,千万不要因此而缩手缩脚,但是领导的“宽容”令我无地自容,我宁愿他们骂我一顿还来得爽快。
此时我做记者才8个月,很多资深记者告诉我,并不是所有看上可怜的人都值得帮助。像周玉玲那样的女人,今天的这种情况,并不完全是别人或者社会造成的,她自己也有很大的责任。
而且是主要的责任,如果她性格不是过于倔强,不烧房子不跳楼,姿色不错的她就是跟丈夫离婚,也不至于落到如此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