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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后不计前嫌最终安排武氏弟子入朝是在光宅元年武后称制之后，其时，
武周革命的序幕已经拉开，武后既需要一批能与她同舟共济的人才，也需要有忠于自己的亲信。她可以操纵自己的儿子，
却很难使李氏宗室俯首称臣，而朝廷众多的大臣，能够信任的并不多，即使是自己一手栽培的大臣，能否在关键时候发挥作用也尚无定数。
称制路上多一份力量就多一份把握，多一份准备就多一份胜数，要成就千秋大业，她从来都不做无准备无把握之事。武氏子弟同武后有着与别人无可替代的血缘关系，
尽管依靠这种血缘关系重新建立信任值得武后怀疑，但在急需用人之时，武后只能通过对武氏子弟的考验来锤炼和使用他们，
武承嗣在很短的时期内两次被贬并最终被启用，虽然有着试探朝臣反响的用意，然武后对武氏子弟期望之心也不言而喻。
武氏子弟认清了前途，也经受了武后的考验，不管其内心有多么的委屈多么的不情愿，但最终没有表现出任何埋怨和不满情绪。
其实，武后也早2⌒，已看清，在现有的格局中，武氏子弟离开自己的扶持，就永远没有出头之日，能够不计前嫌重用他们就是对他们最大的恩泽，而对他们的考验就是要恩威并用，在更大程度上展示武后不容置疑的权威。
这种有意识的考验，对武氏弟子特别是武承嗣无论是警示还是鞭策，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武承嗣作为武氏子弟的兄长。他知道自己在这个家族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明白自己肩负的责任。他需要忍辱负重，
需要绝对服从武后。更需要有突出的表现和作为。武承嗣的聪明之处就在于有效地利用姑母武后这一特殊关系，巧妙地把它转化为对武后的真诚服务，发挥了其他大臣难以发挥的作用，而这恰恰是武后乐观其成的。
在分析和观察朝廷大势之后，武承嗣敏锐地认识到“武氏当有天下”，曾经劝说武后革命，尽诛皇室诸王及公卿中不附己者，并积极为武后称制造势。
嗣圣元年正月，废中宗为庐陵王。睿宗李旦继位。这年九月，武承嗣建议武后“追王其祖，立武氏七庙”。
尽管宰相裴炎等大臣坚决反对，心领神会的武后，仍果断采纳武承嗣建议，封其五代祖为王，立五代祀堂于文水，由此确定武氏家族在皇室中的地位，拉开了武周革命的序幕。垂拱四年五月。
武承嗣让人在一块白石上凿出“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八个字，并以“紫石杂药”巧妙装饰，然后通过雍州人唐同泰献给太后。
见到这块被称之谓出水于洛河的奇石。武后很快就联想到大禹因得洛书而取得治水胜利的那个美丽神话，于是，她不加思辨欣然接受。在一个崇尚天命的时代。
武后需要迎合天下人“天人合一”、“君权神受”之良好愿望，对祥瑞之物有着特殊的爱好。因此，这一奇石就被武皇视为“宝图”。
进而又被称之为“天授圣图”，封洛水神为显圣，加位特进，并立神庙，就水侧置永昌县。
以后，又率文武百官临洛水拜洛受图。武后要的是虚功实做，把一些虚无缥缈的符号演绎成革唐命的变奏曲。有此一举，就有后来的凤凰呈祥、
朱雀临朝，就有万人上书请愿武皇临朝称帝之盛况。武承嗣为武后称帝赢得了声誉，也为自己、为武氏子弟在朝廷争得了一席之地，沸沸扬扬，风头十足。之后，在平息李氏诸王叛乱，追查、清除叛逆余党过程中，
武承嗣还有武三思，更是义无反顾，不遗余力，他同来俊臣等酷吏结为同党，致力于扫清武后改朝称制路上的种种障碍，为此立下了汗马功劳。
天授元年九月，武后改唐为周正式称帝。为确定武氏家族血脉相承之一统，武皇立武氏七庙于神都，追尊其先世祖先为皇帝。为奖赏武氏子弟，武皇封武承嗣为魏王、武三思为梁王。
这是武氏家族的荣耀，几乎可以与李氏宗室平分秋色，在很大程度上确定了武氏子弟在皇室的核心地位
，外戚的名分随此消失。此时的武承嗣早已不是早年那卑微谦恭的武承嗣了，他踌躇满志且锋芒毕露，把贪婪的目光直接瞄准皇储宝座，企图把大臣的角色演变成皇嗣，组织力量发起一波又一波的进攻。然而，
他过于自信却又低估了朝臣的力量，岂知朝臣所要维持和最后坚守的那块领地，是由纲常伦理建立起来的堡垒，不是轻而易举能够摧毁的，纵然是武皇，
在一定的情况下也要做出妥协，或者通过折中的办法求得某种平衡，不到万不得已，绝不会与大臣直接对抗；
妥协的策略就在于避其锋芒，等待时机。武承嗣不懂这一切，还在一味地给武皇施加影响和压力。
殊不知，武承嗣他们今天所得到的一切都是以牺牲李氏皇室利益为代价，在通过各种手段获取最大权益的同时，也在伤害着李氏皇室和一帮大臣，权益的背后积累着来自朝野对他旷日已久的怨恨。
武皇只能再次妥协，这种妥协，虽迫于来自朝野的压力，却也包含着武皇对李氏皇子的母子情怀，更意味着武皇对武氏子弟信任的种种疑虑。
立嗣风波以武承嗣罢相而平息，酷吏年代也因时过境迁而渐行渐远，群臣对武氏王朝也有了更多的认同，
朝廷出现了少有的平静，狄仁杰、吉顼等一批能臣脱颖而出并宰露头角，成为武皇的左肩右膀。与此相应的是，朝庭要政更为开明。君臣关系更趋理性。
在群臣面前，武皇表现出少有的宽容和豁达。这就使大臣们有了更多的建言机会。
而保持沉默的恰恰是武氏子弟，他们无可奈何地看到，就在这宽松的环境和看似平和的气氛中，朝廷正在酝酿着一场更大的变革：
众多大臣都把目光重新投向李氏皇子，而对他们这些武氏子弟表现出更多的冷漠，群臣看在武皇面子上，虽然没有对他们表示公开的反对，但其意向已经泾渭分明。在很长的时期内，武皇只是冷眼旁观。不作深究；
她不想废弃现有的秩序，更无力再次打破现有的格局，尽管对现有的格局她仍然处在迷惘甚至有所失落的情感之中，但群臣的言行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得到她的认同，只不过没有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而已。
朝臣是乎也看出武皇的心态，围绕着皇室重新立嗣，他们在抵制武氏子弟的同时，就一直在观察和等待武皇对诸皇子的取向；
他们极力避开同武氏子弟的直接冲突，把精力和目光直接投向武皇。积极争取武皇扶正李氏皇子。
武皇始终以不置可否之态度回应朝臣，朝臣则以更大的耐心不失时机地对武皇进行劝说。
而深得武皇信任的宰相狄仁杰，更是以他的深谋远虑和超凡智慧，不时地用母子亲情来感化武皇。让武皇明白，“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太庙。承继无穷；立侄，则未闻侄为天子而附姑于庙者也。”
虽然这些言辞李昭德、吉顼等大臣都曾多次说过。狄仁杰知道，天下义理不怕重复。说得多了只会加深她们母子情怀。
为了打消武皇的疑虑，狄仁杰又用“王者以四海为家。四海之内，孰非臣妾？何者不为陛下家事！
君为元首，臣为股肱，义同一体”之言来安慰武皇，使武皇不必为朝臣担心，为身后之事担忧。
这时候的狄仁杰早已预测到武周王朝的最终归宿，也洞察到武皇的全部心思。
武周王朝与李氏王朝一脉相承，打破的是传承的方式，更换的也只是传承的主体；由于传承的主体与大唐皇室有着密不可分的特殊关系，因而决定了大唐王朝所形成的基本格局并没有改变；
李氏皇子虽然被武皇暂时剥夺了继承权，但在大臣乃至天下人的心目中，他们作为王室的正统始终没有改变。
天下虽然最终认可武皇，但也只是将其作为大唐王朝之一代继承者，改周称制丝毫改变不了大唐一统江山。
因此，武氏王朝无论何等辉煌，武皇又是何等刚毅与自信，在其身后，李唐王朝的回归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尽管武皇也曾有过让其武氏子弟传承的打算，以便“天下不以外姓为嗣”，但是，武氏子弟并没有表现出服众的才能，况且儿子与侄子孰轻孰重，武皇还是分得非常清楚，在朝臣意向一边倒的状况下，
她只能顺从天下，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顺水推舟，选择自己的儿子作为皇室的最终继承人。
事实也正如狄仁杰所料，就在狄仁杰等一些大臣积极劝说并耐心等待武皇回心转意的时候，庐陵王李显被武皇秘密召回神都。
当时是，宰相吉顼通过武皇内侍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劝说武皇召庐陵王李显回朝。
在此之前，同许多大臣一样，吉顼也曾多次以“子继母是正途、侄继姑世间无”建言武皇，在迟迟没有结果的情况下，他动用了武皇身边的亲信。
这时候的武皇已异常明白，把皇子李显从房州召回已是众望所归，她必须直接面对这一不可改变的现实。
于是，武皇以李显身体有恙为由，托言他人暗中将李显一家接回神都。
这时候，宰相狄仁杰却被蒙在鼓里。当他奉旨面君的时候，还在向武皇继续陈述召回庐陵王的种种理由，劝导武皇要不失时机，断然定夺。
武皇再次被他的真情和入情入理的言辞所感动，也庆幸自己在关键时候做出了最为明智的选择，那颗日渐衰老的心也多少得到丝丝安慰。
未等狄仁杰从劝说的亢奋中醒悟过来。李显便被母皇从帏帐中招呼出来，变戏法般出现在狄仁杰面前。
这就是被武皇召回的庐陵王。那个当年充满傲气和自负的中宗皇帝！二十多年的骨肉分离，二十多年风云变幻。昔日的青年天子也已步入不惑之年。
在强势的母亲面前，他早已抹平了身上所有的棱角，也抚平了母子间所有的恩怨是非。
那张失去青春年华不再英俊的脸，表现出一种冰释前嫌的淡然和平静，平静得如一潭秋水。不平静的倒是狄仁杰。
虽然，召回庐陵王是在自己的意料之中，但是，一旦李显以这种方式真正出现在自己面前的时候，他又感到太突然。突然得如同做梦，以至于使他百感交集，老泪纵横。
于是，在那个春日的黄昏，母子之情、君臣之情，都以出乎寻常的方式交融在一起，如同严冬过后迎来的第一股暖流。
这股暖流，又以庐陵王李显出居龙门，接受百官迎往而温暖朝廷。吹沸天下。
一切都是乎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然而，热闹过后，武皇那里却又异常地平静下来。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武皇需要平静，也有更多的理由保持平静；她现在的行为，就是要让群臣明白。她是武周王朝的主宰者，而不是群臣呼唤的响应者。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
她知道。任何时候，她都必须牢牢掌握主动权，而不能被大臣所操纵，更不能被大臣牵着鼻子走。
更何况在庐陵王复立太子的前夕，她需要的就是群臣的期待和顾盼，也需要观察和考验群臣的耐心，还有等待和观察武氏子弟特别是皇室成员的态度和行为。
在立嗣的问题上，她有过太多的教训，稍有不慎，就可能引起一场风波；而现在，她几乎没有回旋和选择的余地。
时间已过半年之久，群臣在期待着武皇的最后抉择，而武皇那里却没有动静，于是，君臣之间都心照不宣地保持着沉默。
他们知道，在这关键时候，欲速则不达，需要把更多的时间更大的余力留给武皇，也需要把确立皇嗣的最终决定权留给武皇。
皇嗣李旦也在细心地等待。自从其兄李显回宫之后，就已经明白母后及群臣的意向，他以淡然的心态，做好随时退出的一切准备，
但他却不能有任何的举动，他是母皇的一颗棋子，一切都得服从母皇的布局，在母皇没有做好动用他这颗棋子的准备之前，他必须保持沉默。
真正动用他这颗棋子，是在突厥首领默啜可汗为其女儿向武皇提出求婚之后。
基于默啜可汗草原霸主的地位，在没有正当理由回绝的情况下，为了维持边境的稳定，武皇选中武承嗣之子淮阳王武延秀与突厥联姻。
然而，默啜可汗却不买账，他要的是天子之子，而不是武家子弟。当即修书，以武氏子弟非天子之子责难朝廷，并发兵入侵河北。
面对默啜可汗野蛮的要挟和急转直下的形势变化，也考虑到群臣此时的心态，武皇觉得复立李显为太子的时机已经成熟。
也许是心有灵犀，皇嗣李旦终于有了向母皇向群臣表明自己态度的机会。于是，几次上书恳请逊位于庐陵王。
这样，
就与武皇的决断不谋而合。为了顺应时势，振奋天下，彰显国威，圣历元年九月，庐陵王李显复立为太子。正在等待着武皇最终抉择的武承嗣，
在其希望全部被破灭的情况下，再也经不起这一致命打击，在忧郁之中忿然去世。
为了打击突厥的嚣张气焰，武皇命太子显为河北道元帅，并以他的名义招募军士征伐突厥。这无疑是武皇为了确立新任太子的权威，
并向天下昭示李氏皇子乃是武周王朝的合法继承者，这其中包涵着武皇的良苦用心。
武皇的决断得到了天下的回应，几天之内就有五万余人云集在太子显的旗下。
这震撼人心的场面，在肯定了武皇的决策的同时，又用完全不以武皇的意志为转移的方式，再一次凸显出天下期待着皇权回归的普遍意愿。
在既成的事实面前，武皇不无感慨，以一人之力逆转天下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
这是一次不算成功的征战，武皇尽管启用狄仁杰知元帅事，率兵十万，主动出击，然默啜可汗见势已经退回漠北，留下的是被默啜可汗疯狂杀掠后的惨象。
武皇甚为不甘，却也无可奈何。此时的武皇，已经看清了一个不争的事实，边境的冲突，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绝不能意气行事，孤注一郑。
不过，令武皇欣慰的是，通过这一举动，太子的地位就此确定，天下人心就此归顺。
武皇在一天天变老。其实，再坚强的人，也经不起岁月的磨砺，威严的外表，丝毫掩盖不了那颗疲惫焦脆的心。
武承嗣被废除宰相后，武氏家族在朝廷中的颓势开始显现。尽管武皇以后又提拔了武三思，武氏家族在朝廷的格局也没有多大变化，然而武氏家族的颓势并没有改变；而武承嗣的死则更预示着武氏家族不可再盛。
随着时间的推移，朝臣可以忘记武氏子弟的是非恩怨，却不能容忍武氏子弟居高位而毫无建树和作为，在一个人才济济的强势朝廷，
他们理所当然得不到朝臣的尊重和支持，相反，只会被朝臣所藐视和鄙夷。
其实，武皇自主动废弃武承嗣宰相那一刻起，她就不再对武氏子弟寄予更大的希望，她之所以要启用侄子武三思，除了平衡朝臣各派势力之外，更多是为了使武氏子弟在朝廷有一席之地。
她不愿意看到武氏子弟被人任意宰割，他们毕竟是自己血脉相承的胞亲，在改朝称制的过程中有过特殊的贡献，何况为培养和造就他们，她已经付出了很多的心血。
现在是,皇嗣已经重新确立，余下的就是如何处理好朝廷内部之间的关系。
在李氏皇子作为武周合法继承人的情况下，她不必担心皇嗣的安危，那里有众多朝臣作后盾；
她所担心的恰恰是武氏家族在皇室的合法身份被逐步耗散的时候，随时都有被排斥、被吞食之可能。一个刚劲的王朝，要想在朝廷立脚，最终还得靠权势说话。
因此，最为有效的办法，就是提高武氏家族在朝廷中的地位，加强他们的势力。
于是，就在武三思出任宰相之后，武皇随即又做出一系列重大人事布局。
武氏后代，武重规任天兵中道大总管；武攸宁入阁宰相，与河内王武懿宗统领神都洛阳城外驻军；圣历二年七月，建安王武攸宜留守西京长安，接替会稽王武攸望。
在此之前，武皇已将爱女太平公主下嫁右卫中郎将武攸暨为妻，企图通过联姻关系，把武氏家族与李氏家族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李武一家。
这样，尽管皇室继承人为李氏后代，还有太子身后的诸多大臣做后盾，但武氏家族所掌控和形成的实力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与之相匹配。(未完待续。。)